1949年是一个改天换地的年份，也是一个万物更新的年份。这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加上此前结束的辽沈、淮海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三大战役的胜利预示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结束。

两年多前，在全面内战爆发之时，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的窑洞前发问：“共产党能支持多久？”毛泽东回答：“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这个“底”究竟是何时？1947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一面强调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来到，一面提出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需要五年至十五年才能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

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备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到辽沈战役结束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到三百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则下降至二百九十万人。人民军队的数量超过反革命军队的数量，这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第一次，预示打倒蒋介石的时间不需要原来估计的那样长。

1948年11月，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评论中明确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五年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国民党内的一些人不甘心失败，企图通过“和谈”的方式，实现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目的。1949年1月，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宣称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至于“个人进退出处，决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为了揭穿蒋介石的“和平”骗局，也为了尽可能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中共方面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以及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决定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其政府职务由李宗仁代理。李宗仁在上台后表示，愿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并派出以张治中为团长的代表团来到北平，于4月1日起与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意见后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相关内容自然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相差甚远。4月20日，南京政府决定拒绝签字，国共和谈破裂。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说。但是，人们在回顾历史时又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比如，如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蒋介石集团能够顺应国人对和平的诉求，以对民族负责的态度实现国家民主化，建立真正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或许不至于后来遭受如此大的惨败。又如，如果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南京政府能够摒弃派系利益，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国民党的失败，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果断地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战争就可以提前结束，国民党军政要员也会有比较体面的安排，不至于偏居海岛一隅或流落海外。

1949年国共和谈本是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好机会。也许有人会说，南京政府之所以没有签订这个协定，是共产党方面要价太高。坦率地说，中共最初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确实有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意图，但后来在与李宗仁等人展开联系及北平和谈的过程中，则不断释放出善意。比如，对于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一再表示：那些被列为战犯的军政要员只要幡然悔悟，不再与人民为敌，作出对国家民族人民有益的事情，并非不可以从战犯名单中移出，而且可以作出适当的安排。

在全面内战过程中，傅作义可谓蒋介石的“急先锋”。他本人由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升至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成为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这在杂牌军出身（傅作义原为阎锡山部属）的将领中甚为罕见，在中共方面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名列第三十一号。但是，傅作义能够顺应时代大潮，在历史关键时刻站到人民的这一边，为北平和平解放作了贡献，使这座千年古都避免了战火，因而获得人民谅解，不再作为战犯处理，后来还在人民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1949年4月，新华社发表傅作义表明其政治立场的通电，又发表毛泽东的复电。毛泽东在复电中讲得很清楚，曾执行蒋介石反革命内战的国民党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

问题的关键在于：蒋介石集团的很多人把个人私利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在不应该发动战争的时候非要打内战，在战争失败的时候没有勇气承认和接受这种失败，企图讨价还价、不切实际地希冀保住“半壁江山”，甚至为了个人地位得失而不顾国家的统一。

当时，蒋介石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以为可以通过战争解决共产党问题，但他发动内战就违背了民意、失去了民心。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党方面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特别是，国民党内的广大官兵不愿意参加内战，大量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同时，国民党内部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而是派系丛生、尔虞我诈、互相拆台；前线将领也没有整体观念和大局意识，相互之间没有协同合作精神，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为原则。国民党虽然名义上统治了大半个中国，但历来没有健全的组织，基层治理能力十分薄弱，没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至不得不用拉壮丁这种极易引起人怨的愚笨之策。

在战略上，蒋介石贪恋的是城镇和交通线的占领，结果造成分兵把守、兵力分散。在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面前，其总体兵力优势荡然无存。如此等等，哪有不败之理？

历史曾把李宗仁推向前台。在桂系的组织架构中，李宗仁虽然处于龙头老大的地位，却受制于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桂系的武装力量也主要掌握在白崇禧手中。白崇禧虽然懂得一点军事，但缺乏政治远见，以为即便不能通过和谈阻止解放军渡江，也能保住中南的地盘。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识时务”，就是要认清时代大潮、顺应社情民意，正确认识自己与他人特别是对手。为了争取李宗仁、白崇禧，中共中央对其采取与蒋介石区别对待的政策。针对白崇禧喜欢带兵的特点，毛泽东还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可以继续带兵，所带的兵甚至可以比他的广西部队还多。可惜，李宗仁、白崇禧没有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随即发动渡江战役。4月23日，一举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接着，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分别向中南、西北、西南等地进军，并在衡宝战役歼灭了桂系的主力。12月11日，红旗插上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宣告广西全境解放。

应当看到，1949年国共和谈对于瓦解国民党、争取局部地区的和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处于总崩溃的前夕，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纷纷寻找出路。通过这次谈判和双方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使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意识到：虽然过去曾参加过反共内战，但只要真正做到幡然醒悟，毅然站到人民一方，就可以按照既往不咎的原则得到宽大处理。这对于推动未解放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投诚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朱德在向全国进军命令中明确提出：“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渡江战役之后，不少地方按照这个协定得以和平解放，包括湖南、新疆、绥远、西康、云南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国共和谈结束后，南京政府的代表团成员都选择留在北平参加新政协、参加新中国建设。这不得不说是人类谈判史上的一个奇迹，也生动演绎了何为江山大势。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