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科学论断，是关于“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是指导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践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内核，与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许多重要论述一脉相承，具有浑然一致的内在逻辑。也可以说，正是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非凡智慧和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持续如一的真挚情怀，在浙江工作期间所形成的一系列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理念，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完善及至形成奠定了历史性基础。

一、伟大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形成的著名科学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战略理念、标志性理念，是探索关于发展和保护关系、马克思主义“自然史—人类史”这一历史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哲学性、思想性和实践性，是历史和时代的统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既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思想遵循和实践范式，也是人类社会科学扬弃工业文明发展水平、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转型、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共同思想财富。

（一）最早提出关系范畴

2004年7月26日，习近平在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作为一项‘生态工程’，是推动生态省建设的有效载体，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带来了‘金山银山’，使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了绿色生态富民家园，形成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良性循环”。这一重要论述，是一年后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论断的先声。

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大理念，以“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一关系范畴以及理论与实践范式打破了发展就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一悖论。“绿水青山”就是代表生态文明、代表生态财富、代表环境保护；“金山银山”就是代表物质文明、代表物质财富、代表生产发展。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其核心要义首要在于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这正如习近平2014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所指出，“只要指导思想搞对了，只要把两者关系把握好、处理好了，既可以加快发展，又能够守护好生态。”“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明确习近平在浙江提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一关系范畴，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种文明相较于另一种文明取得显著优势的重要衡量标准。工业文明既产生了比整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总和还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又造成了空前的、史无前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在对待环境污染问题上，工业文明以人居于自然之上、人定胜天的价值观，运用工业文明技术和产业，以一物降一物的战无不胜的姿态试图消灭污染，实质造成了更大的污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这实质凸显出西方工业文明范式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对如何破解工业文明范式下发展和保护这一“二元悖论”的无解。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大力倡导和实践的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大理念实现越发展越保护、越保护越发展的发展与保护竞合之路等，充分体现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范畴具有更为基础性、战略性、历史性的意义。

（二）最早提出科学论断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余村村域面积4.86平方千米，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这里拥有优质的石灰岩资源。20世纪90年代，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崛起和发展，余村成为安吉县规模最大的石灰石开采区。村民一边享受着所谓“最富裕村”称号带来的丰厚的物质利益，另一边却承受着因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环境污染剧痛，人民群众也逐步对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进行反省反思。站在方向抉择的十字路口，习近平在这次考察中指出：“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年8月24日，《浙江日报》专栏《之江新语》发表文章，标题正是新时代家喻户晓的统筹发展和保护的战略性理念：《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不单如此，该文在一开始就明确指明了绿水青山“何以就是”金山银山的基本路径。这即是习近平所指出：“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生态环境部等部门指导全国不同地区持续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试点工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定》。当年，8月15日，中国迎来首个全国生态日。把这一天命名为全国生态日，直接动因源起即为此日是习近平在浙江余村考察和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的日子。由是观之，小村折射大哲学，小小余村，对中国及至世界生态文明的意义在于，这里就是习近平“两山论”理念的诞生地。

2020年3月30日，时隔近15年，习近平再访余村时说，“余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

（三）系统阐明三段论范式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的答问中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这一重要论述的学习研究和学理阐释，2018年，作者先后在《行政管理改革》和《求是》期刊专门撰文，指出必须深刻认识“两山论”的历史性、时代性、哲学性品格，必须在准确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三段论”范式中把握好“两山论”的实践品格。

第一，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在这里，金山银山是第一位的。金山银山所代表的发展、物质财富、物质文明，既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改革开放时代，发展是硬道理；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第二，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重心在绿水青山，不能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道路。人来源于自然，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是人类之母。“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第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种很高境界的发展。早在2003年6月12日，习近平在浙江磐安县考察时就指出：“磐安生态富县的路子是对的”“生态是可以富县的，生态好不仅可以富县，而且可以让老百姓很富，是很高境界的富”。“既要也要、宁要不要、而且就是”这一“三段论”实践范式正是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提出的。

2006年3月23日，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专栏撰文《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习近平指出：人们对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习近平特别指出，“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是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整体看，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和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特征。在2023年7月17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一部马克思主义整体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从生态文明在浙江到生态兴与文明兴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标识性概念。从广义视角看，人类社会为促进、发展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制度财富的总和都是生态文明。但从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视角看，“生态文明”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作为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新文明，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或成为一个巨大的现代性事件。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于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世界第一大政党的党代会报告；于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于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继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写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党中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毫无疑问，“生态文明”从理论到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历史性贡献。对于这一文明，2006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首次在浙江使用并首次推动其进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期刊平台——《哲学研究》。在此之前，2003年7月，《求是》刊发习近平署名文章：《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 打造“绿色浙江”》，第一次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

（一）标志性文献：习近平首次在浙江使用“生态文明”这一专门术语，创造性提出“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论断

对于“生态文明”这一术语，学界一般认为，最早可溯源至德国学者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于1978年在《人类生存的条件：论发展的辩证法》中所提出。在该文中，伊林使用了“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概念，应该可直译为“生态文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过的中国学者赵鑫珊，于1983年在《读书》第4期上刊文《生态学与文学艺术》，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时，他提出：“只有当人与自然处在和平共生状态时，人类的持久幸福才有可能。没有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会是完善的”。这或许是中国学者原创性使用这一概念的肇始。1985年2月18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在“国外研究动态栏”栏目载文《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指出“生态文明是社会对个人进行一定影响的结果，是从现代生态要求的角度看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特性。它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的利用方法及其物质基础、工艺以及社会同自然相互作用的思想，而且包括这些问题与一般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规范和要求的一致程度”。此后至21世纪初，中国学者叶谦吉、刘思华、刘宗超、徐显明等较系统谈到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这一术语首次在中国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提出，根据目前尽最大可能文献考证，具有标志性的若干文献有：1999年，温家宝说，“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200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提出，“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2005年3月12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完善促进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制定全国生态保护规划，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

“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的创造性论断。《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刊文习近平署名文章：《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文章说，要“自觉地关爱自然，保护自然，正确处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2006年9月15日，习近平在《之江新语》刊文：《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文章认为，欠发达地区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能够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

这两大标志性文献表明，在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前，是习近平第一次以中国东部沿海大省浙江省委书记的身份使用了“生态文明”这一术语，既包含了习近平于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生态是博大精深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组成部分的意蕴，又赋予生态文明作为党的执政方式重大转变的内涵。不单如此，还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并列。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沿用邓小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传统表述之外，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实质就是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二）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党的十八大后，2013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又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江河战略”取得很大成就的根本思想遵循。习近平指出：“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严重的土地荒漠化则导致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衰落”。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黄河流域各省区都要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事，坚决不能做”。2016年1月5日，习近平在重庆；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在武汉；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在南京；2023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南昌，先后主持召开4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专题座谈会。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在郑州；2020年10月20日，习近平在济南；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在兰州，先后三次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可以说，习近平改变了美丽中国发展版图，使美丽中国建设成为新时代最宏大的壮丽诗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人对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和历史使命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生态与文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系统把握。

（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的揭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大法。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人类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更高阶段新文明。习近平这一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断，把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相结合，把自然环境要素与作为生产力主体的劳动者相结合，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作为生产力内在属性的重要地位，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对于这一科学论断，2003年《求是》第13期刊发习近平文章：《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 打造“绿色浙江”》。文章指出：“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产业布局，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更好地为生产力的发展增添后劲”。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明确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在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说，把绿色、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结合起来，创造性提出生态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概念范畴，也必然是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丰富内涵的重要内容，意义十分重大。

当前，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既强调发展始终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又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根本之策。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空中楼阁；没有良好的生态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竭泽而渔。因此，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绿色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底色。特别是如何处理好发展和保护这一工业文明范式下的“二元悖论”，既是个历史性问题，也是个时代性问题。

2003年8月6日，习近平在《之江新语》撰文指出：“发展需要全面、有质量、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建几个园区、上几个项目，我们所需要的发展是经济、社会、人的素质等的全面进步，是不以牺牲环境、掠夺资源为代价的协调、可持续发展”。2004年3月19日，习近平又指出：“我们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在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能光追求速度，而应该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2004年4月12日，习近平发文指出：“不和谐的发展，单一的发展，最终将遭到各方面的报复，如自然界的报复等。发展，说到底是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习近平这一系列在浙江工作期间形成的、发表于2000年初期的重要论述，显示出习近平对于什么是发展、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发展为了谁等关于“发展本质"的深邃思考。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要求的新文明，不是简单地喊口号或坐而论道，本质仍然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支配。回顾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首次将生态建设与生产力范畴统筹起来，发展与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统筹起来的这一系列经典论述，再次表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迈上更高台阶、走上更高水平，也必须在绿色生态技术、生态产业方面有“硬通货”、硬实力，从而形成生态文明相较于工业文明而言的显著优势。

三、宏大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五位一体”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与“八八战略”

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其中一个标志性理论创新就是提出了“生态文明体系”这一全新的概念范畴，要求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立涵盖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安全体系在内的生态文明“五大体系”，并明确了各个体系的基本理念、建设路径。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全党全国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历来重信守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可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已经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和全球宣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大文明”构建的社会主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尤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

21年前，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的作为浙江省域发展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的“八八战略”，既是浙江发挥8个方面的优势、推进8个方面的举措，又是浙江全面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的总路线，是一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总动员。

（一）“八八战略”是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在浙江的先行先试版

浙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全面深入调研基础上，于2003年7月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进一步发挥（浙江）8个方面的优势、推进8个方面的举措”的决策部署，简称“八八战略”。“八八战略”对浙江发展而言，是具有总揽全局、纲领性、系统性的发展战略，涵盖了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省域治理总体方略，是引领浙江改革发展的总纲领。

“八八战略”其实质和基本出发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围绕这一根本立场，“八八战略”成为习近平带领浙江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以正确的政绩观、科学的发展观带领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政绩观，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问题的哲学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观，着力破解制约浙江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挖掘优势、尽快让劣势转化为优势，以一张蓝图绘到底，勇立潮头，久久为功，锲而不舍，推动浙江发展方式全面转型升级，确保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

“八八战略”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创造性提出的具有浙江特色的、引领浙江改革发展、使浙江省域治理干在前、走在前的理论升华和实践范式，是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期间将党中央政策与浙江实际相结合，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生动的实践。这一战略提出的许多实践举措和目标，不仅与“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内含的五大建设主体内容、逻辑高度契合，而且其所内含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等发展战略，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于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等战略高度契合，反映出习近平在浙江期间系列理论、思想与实践的高度的战略主动、历史主动以及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的哲学思维。

（二）浙江生态省建设

习近平历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习近平作为下乡知青在陕西梁家河插队时，就同群众一起打坝造田、发展生产，建造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在河北正定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的“高产穷县”，习近平率先提出了“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理念。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思想。

2002年12月，习近平到浙江后仅两月，在主持浙江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时就提出要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建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3年3月18日，在《浙江省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专家论证会上，习近平讲话指出：“建设生态省，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任务，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生态省建设，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抓，努力把我省率先建成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社会文明的生态省”。2003年4月9日，习近平在安吉县考察调研时，又强调打造“绿色浙江”。他指出：“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是一件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大事。像安吉这样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要把抓特色产业和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深人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努力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2003年7月，习近平在浙江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上讲话，既明确指出生态省建设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又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重点，提出了生态省建设的十大重点领域，主要包括：生态工业与清洁生产、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公益林建设、万里清水河道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城镇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碧海生态建设、下山脱贫与帮扶致富、科教支持与管理决策等。这一切表明，浙江生态省建设的历史大幕，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个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而是坚持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全方位的社会建设系统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部积极实施基于生态环境导向的发展模式（Eco-environment-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EOD），实质可以拓展理解为一切组织、个人生产行为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基本导向，在全过程全地域一体化将生态要素融入生产力过程中，本质还是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总之，浙江生态省建设20余年取得的成就，是“八八战略”总体框架下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是因为，“八八战略”内涵了“生态省建设”“绿色乡村振兴战略”“产业绿色转型”“生态文化培育”等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与建设路径的基本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是“八八战略"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浙江通过制定实施《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等，探索形成与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等内涵一致的生态文明体系，开启了“绿色浙江”“美丽浙江”建设的进程。

（三）以系统工程思路推进浙江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在浙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系统工程思路，以“千万工程”细胞单位为载体，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推动产业升级，培育生态文化，体现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浙江发展和完善强烈的使命担当，从而为浙江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标杆之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30多年前，习近平在闽东任宁德地委书记，彼时的宁德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习近平提出：“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闽东经济发展的潜力在于山，兴旺在于林”。这里的核心逻辑首先是让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仍然是人民。2005年3月1日，习近平在浙江省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必须通过生态省建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2016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同年8月19日，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又指出：“老百姓长期呼吸污浊的空气、吃带有污染物的农产品、喝不干净的水，怎么会有健康的体魄？”这些论述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体现了习近平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千万工程”是个系统细胞工程。习近平在浙江所开展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工程（用5年时间，对全省10000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并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行政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是习近平在浙江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新农村建设龙头工程，既造福百姓，又振兴乡村，光耀中国。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千千万万个浙江乡村的细胞工程，反映了从脱贫攻坚、消除污染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共同富裕现代化的时代蝶变。习近平在浙江全面实施的“千万工程”，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美丽乡村振兴战略在浙江最为生动的实践。

不重视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2003年，习近平提出：“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习近平尖锐批评一些干部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误区，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他指出：“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不能光追求速度，而应该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不能盲目发展，污染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习近平很早就触及关于发展也指人文发展的深层次哲学思考和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之所以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集中资源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历史存量问题。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科学政绩观建设，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划定生态红线，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使生态文明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四梁八柱”全面建立。习近平指出，“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习近平提出，对那些损害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只有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做到终身追责，制度才不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橡皮筋"。可见，习近平在浙江关于党政领导干部树立科学政绩观、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对改善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机制，建设一支各个领域、各个层级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文明铁军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培育发展生态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随历史动态演变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就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史。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其中就包括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

在浙江工作期间，当“生态文明”这一术语在全社会还很陌生或者说还相当新鲜的时代，习近平就以较大篇幅，很早就论及生态文化。2004年5月8日，习近平在《之江新语》刊文指出：“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植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习近平列举指出，产业发展要将环境保护规划列入其中；城市建设全面考虑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产品生产要符合绿色环保和质量安全标准；日常生态要注重环境卫生善待地球所有生命等。特别是“善待地球所有生命”的全球性战略，与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的战略理念一脉相承。2004年10月，在浙江省生态省建设论坛上，习近平又指出：“经济发展、GDP数字的加大，不是我们追求的全部，我们还要注重社会进步、文明兴盛的指标，特别是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可见，即使是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基本特征看，人文指标与经济发展，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之间的自洽性，充分表明习近平战略理念、战略思想高度的前瞻性和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情怀。

上述几条表明，相较于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四个融入”而言，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以系统工程思路推进浙江生态文明建设，实质涉及价值理念、生产方式、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制度保障、人民立场等的一场全方位、立体式和系统性变革，这与“八八战略”作为涉及浙江省域层面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系统性变革总纲领，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四、结语

习近平历来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指出：“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从理念到思想，从理论到实践，从地方到中央，从国内到国际，经历了自然的孕育、发展、完善和成熟过程。

从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17年间，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干劲踏遍了八闽大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重大实践，从而使福建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地、重要孕育地。

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在浙江工作。在这里，诞生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大理念；使用了“生态文明”这一术语；形成了重大标志性文献——《之江新语》；作出了“八八战略”重大决策；全面实践“生态省”战略；等等。这一系列标志性、战略性理念和实践，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在福建孕育和发源之后，进一步在浙江发展和完善，从而使浙江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和完善的战略高地。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2022年4月，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生态文明既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观念范畴，又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涵盖领域，更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浙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渊源、自然历史形成和发展中的这一重要地位，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景全貌；有助于构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福建萌发地、重要孕育地，浙江重要萌发地、发展完善地的基本结构。

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福建、浙江的孕育、诞生、发展和完善的主体地位、主体工程后，辅以习近平在陕西梁家河、河北正定和上海工作期间的相关启蒙思想、有关论述和探索与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的，是习近平对人类文明、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原创性、时代性、历史性、标志性的贡献便会跃然纸上。

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地方的孕育、发展和完善，连同党的十八大后在全国各地、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必然成为中国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全部。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工作者在内的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更加善于原汁原味读懂、梳理、阐释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的战略性理念、前瞻性思想，更加善于构建、不断推动形成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逻辑核心、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植根中国的学术体系、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教授；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