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的编写出版，是党中央交办的重大任务，是几代党史和文献人的祈盼，是新一代党史和文献工作者在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努力拼搏、奋发进取的最新成果，是为新时代党的事业作出的一份重要贡献。全书29卷、900多万字，编写工作前后历时15年，可谓是呕心沥血的皇皇巨著。我有幸参与了其中1935年卷、1940年卷的审读工作。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对党的历史的再学习，是一次在新时代条件下、在更高层次重新认识和深化理解党的历史的机会。

这部《编年史》，不同于过去我们常见的一般意义上的编年史。它不仅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史料翔实，而且编排新颖、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既有通史的全面系统、脉络清晰的长处，也有专门史的叙事充分、论述深入的优点。阅读这样一部《编年史》，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对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不断成长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能够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而且对这一波澜壮阔、史诗般的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文献和重要人物等，能够有完整准确深入的了解，可谓见人、见事、见精神。我个人在阅读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感受。

一、有继承、有创新，是体例和撰写方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编年史。本书坚持以编年体为主，按年设卷、每月成章、逐日记事，这样的体例和撰写方式，是编年体书稿撰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范式，可以尽可能地避免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遗漏。同时，为了更好、更翔实地记录和呈现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辅之以纪事本末体，对很多重要事件不拘泥于一般编年体著述完全按时间顺序逐一记述的局限，而是适当“打包”，对一些延续多日多月，甚至跨年的重要事件，按照事件的内在联系，相对集中完整地进行叙述，从而使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主要事迹得以相对完整和突出呈现，避免了“碎片化”“大事记化”问题。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创新点。例如，1940年卷的百团大战条目，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到1941年1月24日结束，不仅跨月，而且跨年。《编年史》用较大篇幅，讲清楚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战役，这对读者全面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非常有意义。同时，本书还注意在每一条目的开头都撰写精当的引段句，使得读者一看便知本条目的内容和重点。这是本书的又一个重要创新点。例如，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率部在濛江县（今靖宇县）境内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直至英勇牺牲。”编著者首先用这一简洁明了的引段句介绍了本条目的主要内容，之后，用较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杨靖宇从出生、求学到参加革命、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直至英勇牺牲的过程，还记述了杨靖宇牺牲后党和人民通过设立“靖宇县”“杨靖宇支队”等方式表达对杨靖宇的纪念，使读者通过这一条目，对杨靖宇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二、资料翔实权威，内容真实可信，是难得的党史工具书。任何史学著述，无论是通史、专门史，还是专著、论文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搜集到全面充实的史料，而且这些史料还必须是权威的、可信的，是从海量信息中经过严格筛选的。在这方面，《编年史》是目前我本人所能见到的、做得最好的党史著作。其所有资料、引文均以党中央批准出版的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即正史作为基本参考，例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等。同时，《编年史》还注意引用党的重要文献选编、汇编，老一辈革命家选集、文集、年谱、传记等，以及军队有关部门编写、编辑的军史、战史等权威著作和相关资料集等，做到了每一条目都有出处，而且是来源不同的多个权威出处，互为印证、补充。例如，1935年8月4日至6日沙窝会议的条目，既引用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这一文献资料集，又参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红军长征史》《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等关于党史、军史、领袖人物的权威著作。这样的例子在书稿中比比皆是。此外，《编年史》还有不少价值较高的学术注，如1935年2月9日在扎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不同的史料来源，注明了这一会议召开时间还存在2月8日、2月10日等不同说法，会议性质也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负责人会议等其他说法。正因为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运用上下了充足功夫，所以《编年史》的每一条目都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某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对普通读者进一步了解感兴趣的事件、人物或故事也非常有意义。

三、有人物、有事件、有细节，是一部可读性强的党史基本著作。编年体著作要做到可读性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一般的编年体史书，主要是面向比较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但是，《编年史》有其特殊地位，它是“集政治性、权威性、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生动性于一体”的党史基本著作，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教材，既要面向研究部门和研究者，同时也要面向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因此，可读性是其基本要求。怎么才能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本书作了极具价值的探索和创新。一方面，对重大历史事件，《编年史》在依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基本著作的基础上，根据最新研究成果，用更大的篇幅，更充实的资料，做了更完整、翔实、生动的记述。例如，1935年卷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记述和描写，其篇幅、内容、资料和文字等，在以往党史基本著作的基础上均有新的增加和扩充，讲清楚了会议召开的背景、过程、作用、意义等。再如，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两点一存”的史实和细节，在以往党史基本著作的基础上，作了相对集中的记述，用扎实准确的史料、简洁明了的文字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过程。这其中，有情节、有人物，为一般读者开阔视野，更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帮助。又如，1935年5月24日条目对《义勇军进行曲》的记述，也是其他基本著作难以详细描写的。该条目从《风云儿女》电影的上映开始，讲述了该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放映的故事，及其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并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风雨历程，不仅脉络清晰、史料准确、资料来源丰富，而且文字简洁、故事完整，即使只有初等阅读能力的人，也能一看便知，读之令人振奋。另一方面，《编年史》对一些重要人物作了准确详细的介绍，这对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都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对党中央批准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作了相应介绍，仅1935年卷就有方志敏、瞿秋白等12位“双百”人物。这也是《编年史》编写工作的一个重要创新。

总之，《编年史》的出版发行，完成了党史和文献工作者多年的心愿。《编年史》是一部重要的党史基本著作，是继《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2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之后的又一鸿篇巨制，是党史学科建设、党史研究、党史学习教育、党史资政育人的又一项基础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