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和9月30日，《光明日报》哲学版先后发表了孙向晨、傅永军撰写的《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向度》（以下简称《向度》）和《汉语哲学的普遍性》（以下简称《普遍性》）。《向度》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对汉语哲学的理解，同时简略谈及汉语哲学的普遍性问题。《普遍性》则指出《向度》中隐含着一种矛盾，它“某种程度上对文章中所阐述的核心观点造成了一定的反噬后果”，作者针对这种矛盾现象展开分析的同时，对汉语哲学的普遍性作了系统辩护。两篇文章同时指出，只有恰当地理解这两个问题，才能明了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出汉语哲学，即提出汉语哲学的意义问题。对这三个问题，两位作者的观点明确，读后启发良多。但笔者觉得，由于文章关于汉语哲学和汉语哲学的普遍性的理解仍有进一步探讨和商榷之处，也导致了对汉语哲学意义问题的语焉不详、不甚明了。因此，笔者也针对这三个问题谈一点认识与理解，参与讨论和交流。

什么是汉语哲学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关切点提出对汉语哲学的理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一是指以汉语为载具进行思考的哲学活动及其表达的思想；二是指自觉基于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和本源性思想所进行的哲学探索；三是指对汉语表达方式及其特征的哲学说明，也即是关于汉语言的哲学。第三种理解主要是从汉语言哲学的角度界定汉语哲学，显然是过于狭窄了。所以，可以说前两种是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汉语哲学的典型理解。我赞成韩水法教授关于汉语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看法，把第一种理解归入广义汉语哲学，把第二种理解归入狭义汉语哲学。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从二者中择一，抑或从二者的综合来理解汉语哲学？为了使讨论更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先说第二种即狭义汉语哲学的理解。按《向度》一文的观点，“汉语哲学”与“汉语世界”这个独到的生活世界相关涉，它要揭示汉语世界的内在结构，揭示开放的生活世界所带来的文明间碰撞与融合，回应人类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根基性问题与挑战。按《向度》上下文的逻辑，笔者理解，这里说的碰撞、融合和回应，都奠基于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主要应是指使用汉语的人所建构的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和内在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本源性思想。构成并规定汉语世界本源性思想的主要力量来自两方面：汉语自身的特征和人的实践活动。汉语的特征与汉字意义的构成和语义的衍生有着内在关联。由于这种内在关联，使汉语本身蕴含特定的思想内容，如汉语保存下来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汉字背后的本体意蕴等，这就是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或者说，汉语本身所蕴含和体现的哲学思想或问题。笔者认为，这种狭义汉语哲学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汉语世界思想资源的理论创新与重构，是具有原创性、创生性的哲学探索，所形成的理论属于具有自主性、独特性的知识体系，它构成了汉语哲学的核心内容。

是否可以把这样的核心内容等同于汉语哲学？换言之，这种狭义理解的汉语哲学是否就是最初提出汉语哲学概念时所意指的含义？如果回答“是”，那么要问：当我们以汉语为载具又并非完全基于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和本源性思想（不可否认，这是国内哲学研究普遍存在的事实），对外国哲学进行对置释解与术语创生时，对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和思想进行阐释与重构时，乃至对当代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现代技术发展与人类生命的关系问题和人类未来的问题与挑战进行哲学思考与表达时，是否就不属于汉语哲学的范围？还有，在以汉语哲学名义举行的讨论会上发表的那些明显超出狭义汉语哲学范围的报告和论文，是否也不属于汉语哲学的范围？

笔者赞同上述第一种即广义汉语哲学的理解。这种理解表明汉语与任何其他语言一样，能够从事所有哲学领域和哲学问题的思考与表达，差别只在于使用的语言。目前需要回应对广义汉语哲学的两点质疑：其一，它过于宽泛，使汉语哲学失却了源自汉语世界的种种规定性，并因此也丧失了提出汉语哲学概念的必要性。其二，按此理解，汉语似乎重新回到作为语言工具的位置。这两点质疑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汉语哲学的可能性与合法性问题的提出，汉语哲学问题意识的凸显，从根本上说，是起源于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差别，是为了“让哲学说汉语”。因此，汉语哲学一定是以汉语为载具的哲学，这是汉语哲学区别于以其他语言为载具的哲学（如英语哲学、法语哲学和德语哲学）的标识性特征，也是汉语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认为这样理解的汉语哲学失却了源自汉语世界种种规定性的看法，恰恰是基于狭义汉语哲学的理解必然会得出的结论，而提出汉语哲学概念的必要性，根本在于它所蕴含的方法论价值，而不在于对它作广义还是狭义的理解。另一方面，把以汉语为载具作为汉语哲学的标识性特征，并不是强调把汉语仅仅作为语言工具，而是表明：汉语像其他语言一样，能够思考和表达任何哲学问题，具有与以其他语言为载具的哲学进行碰撞、融合和回应的能力。与此同时，汉语自身的句法结构和语法特征，或隐或显地与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和内在结构相关联，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汉语哲学所具有的那些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概念、问题和表达方式，便是这种关联和蕴含的具体体现。可见，把以汉语为载具作为汉语哲学的标识性特征，既凸显了汉语思考与哲学表达的关系，又表明广义的汉语哲学本来就包含、容纳了狭义汉语哲学。

如此理解的汉语哲学，不是一种“高度融合的哲学形态”，而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内容的具有独特规定性的哲学论域：其一，它的标识性特征是以汉语为语言载具的哲学运思与理论表达；其二，它的基本任务是用汉语的哲学书写回应当代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自身生命的关系问题和未来生活世界可能出现的挑战；其三，它的核心内容是基于汉语世界思想资源的理论重构与创新所形成的自主性知识体系，它的主体内容是对当代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与理论表达，对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和思想的研究与重新阐释，对外国哲学的对置释解与术语创生。

如何理解汉语哲学的普遍性

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有两层基本意思：一是汉语可以表达普遍哲学；二是汉语哲学自身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

汉语哲学普遍性的第一层意思，着眼于语言与普遍哲学的关系，主张不同的语言可以表达同样的思想，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可以拥有相同的思想，但同样的思想（也即本文语境下的普遍哲学或哲学的普遍性）只能通过特殊的语言表达出来。《普遍性》一文主要着眼于这一层意思的普遍性，作者将汉语哲学与普遍哲学的关系归结为汉语与普遍哲学的关系，认为汉语与其他语言一样，可以表达普遍哲学，汉语哲学也只能通过汉语语境化地表达普遍哲学。因为至少在目前，我们没有一种全球通用和普遍适用的自然语言而只能通过各种特殊的语言来表达普遍哲学。循着这一观点，作者系统阐述了汉语表达普遍哲学的可能性和实现方式，并从语言与普遍哲学关系的角度指出《向度》一文存在既认为汉语哲学的普遍性源自汉语世界生存论经验的普遍性和本源性思想，又认为汉语哲学始终以一种去语境化的理论方式表达出来的矛盾。换言之，《向度》忽视了汉语哲学的普遍性与汉语语境化表达之间的辩证关系。笔者赞同《普遍性》针对《向度》中这个矛盾所展开的“分析对话”。不过，《普遍性》一文把语言与哲学普遍性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流溢”关系，却令人不解。作者提出，哲学普遍性是“一”，言说哲学普遍性的语言是“多”，“不同语言对‘一’的言说，意味着从原始的‘一’流溢出‘多’。而从‘一’流出‘多’不仅不会因为流溢而减损‘一’，反而会使‘一’本身的存在变得更为丰富，意涵得到多角度、多层面的揭示”。这样的看法与新柏拉图主义者柏罗丁的“流溢说”颇有些相似，后者的本意指万物从先于一切、高于一切、自身充溢的“太一”经由其派生的“理智”“灵魂”而逐渐“流溢”出来。“流溢说”显然受到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柏拉图认为“理念”和事物的关系是一和多、普遍和特殊的关系，理念是不变的先验的本原，事物是对理念的模仿和分有。因此，《普遍性》一文关于语言与哲学普遍性关系的看法，似乎如《向度》作者所担忧的那样，可能已“深陷柏拉图式的普遍—特殊的框架之中”了。

汉语哲学普遍性的第二层意思指它是特殊哲学和普遍哲学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汉语哲学自身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汉语不同于外国语言，有着自身的句法和语法特性，狭义汉语哲学与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和本源性思想相关，汉语哲学因而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范畴、问题、规范与表达方式，从而构成它的特殊规定性，形成它的独特理论形态，例如，汉语哲学基于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而形成的天人、物我、心性、理欲、道器、生死、知行等问题的思考与表达。这是汉语哲学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不会淡化或消除汉语哲学所承载和体现的普遍哲学，因为它关注和探索的存在本真性问题、人类普遍问题、现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和未来世界将要面临的挑战，都涉及人类自身的基础性、普遍性和超越性问题，都具有人类性、实践性和思想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哲学自身就是普遍哲学。因此，汉语哲学是哲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这个表达式不能等同于也不能置换成汉语哲学究竟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的提法，此提法将普遍与特殊置于非此即彼、二选一的限定选择关系。另一方面，汉语哲学以开放的态度看待哲学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近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否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多数中国哲学研究者以西方哲学的体系和范畴来梳理或阐释中国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哲学当成了“普遍哲学”，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上混淆了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普遍哲学超越语言和时代的局限，能被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所理解和交流。但普遍哲学不是现成的、先验的思维范式或理论，如柏拉图的“理念论”那样，更不是西方哲学或某种哲学的标准化、模本化，而是植根于多元的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由讲不同语言的哲学家从不同视域所思考和表达的哲学思想，例如汉语哲学和其他语言所思考、表达的哲学形态共同构成。这种“共同构成”的普遍性，绝不是各种哲学思想的拼凑式集合性的大全，而是以可理解的意义为纽带的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整体。所以，普遍哲学具有生成性、多元性和可能性的特征。从这种开放态度出发看待汉语哲学和西方哲学，便可以发现，二者各自都是包含和体现普遍哲学的特殊哲学，在历史地多元构成的普遍哲学的视域和框架中处于平等地位；同时，它们通过资源和思想的相互激发与吸取，发展自身的特殊性，丰富哲学的普遍性。

汉语哲学的意义是什么

《向度》和《普遍性》两文都从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的区别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哲学之外还要提出汉语哲学问题，即汉语哲学的意义问题。笔者认为，这固然是讨论汉语哲学意义的一个视角，但如果通过汉语哲学作为一个哲学论域所蕴含的独特规定性和它对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开放态度来考察其意义，可能有助于拓宽视野，发现其意义的独特性。本文前面两个问题的讨论为此提供了一个基础。汉语哲学具有多重意义，核心的意义在于它所指引的方法论。

首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从汉语缺乏外国语言固有的形式表达和逻辑推演能力来否定汉语拥有哲学运思和抽象表达的能力，进而质疑乃至否定中国有哲学、汉语可以讲哲学。张东荪先生在《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一文中，对于汉语的这一特征及其对哲学思想的影响曾作过详细的分析。他的分析表明，如果单纯将语言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并以西方语言来衡量汉语，就必然会质疑和贬低汉语思考和表达哲学的能力，导致否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也是一些批评者仅仅从汉语作为语言载具来驳斥这种质疑或否定却总是收效甚微的原因。张东荪并没有止步于汉语的语法分析，而是把语法问题与哲学问题联系起来，着重指出：西方语言的语法代表了西方人形式化思维的思想习惯，与汉语特征相应，中国人有不同于西方形式化思维方式和形式本体论的哲学思想与理论表达。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汉语哲学观点。汉语哲学不仅把汉语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强调汉语的本体论/存在论意义，强调汉语构建和承载着特有的“生活世界”，并由此使汉语哲学产生了与西方哲学不同的问题意识、概念规范和理论特质。汉语哲学的这一观点引导并实现了从语言载具论向语言存在论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汉语哲学的研究有可能摆脱西方哲学话语体系的支配，并基于汉语生活世界及其思想资源来思考普遍哲学问题，从而为汉语哲学包括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建立可靠的根基。

其次，汉语哲学作为一个主题多样、内容丰富的研究论域，决定了它必然秉持开放的态度，主张不同哲学形态和思想资源的相互吸取与融汇，提倡超越现有学科分类的跨学科研究。例如，汉语哲学的开放态度，加速了对西方哲学原典和方法的引进与解释，从而丰富了自身的概念范畴，形成了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相互激发与融汇，进而促进了汉语哲学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扩展了西方哲学的话语资源、话语方式及其理论视域。

最后，汉语哲学的跨学科特征为我们发现超越现有学科区隔的新论域新问题提供了可能。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和科技发展日趋复杂化，碎片化的知识和单一学科知识发展的模式已难以解决复杂问题和契合实践需求。跨学科交叉性是当今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已成为21世纪知识创新和知识结构的显著特征。现有哲学分类所涉的所有二级学科和研究领域，都整体性集聚在汉语哲学的开放性结构中。这一事实既决定了汉语哲学在视野、方法和论域上突破了这些学科的界限，也决定了这些学科在共存的结构中相互开放、彼此关联。在此过程中，不仅有可能揭示由于原来的学科区隔而被遮蔽或忽视的研究领域、方向和问题，而且还可能激发出新领域、新方向和新问题，进而创生新理论。目前，汉语学界出现的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显然与汉语哲学的跨学科特征和开放态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