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泛安全化浪潮席卷而来。此倾向和趋势集中体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外交矛头直指中国，并在诸多领域实施泛安全化。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泛安全化行径，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可持续发展，还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合作，威胁到全球安全。

泛安全化的内涵与本质

从词源上看，泛安全化是安全化的逻辑扩展。安全化是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概念，指通过话语将某些事件建构为安全威胁，而泛安全化即为安全的“泛化”。对于何谓“泛化”，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非安全领域的“安全化”过程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过度传统安全化表现，其特点是主观地、故意地歪曲解读、夸大威胁和错误归因；另一种观点强调安全化的广度，认为将众多非安全议题纳入安全范畴，导致安全议题和边界的扩展。在这两种观点中，前者带有过度安全化色彩，后者则较为契合泛安全化的实践。换言之，泛安全化把安全当作一个“筐”，符合政治需要的议题都可以往里面装，这使得安全问题的清单越拉越长，安全的边界、范畴和维护安全的手段相应地不断扩张。

通常认为，安全化包括两个阶段：一是主体通过言语行为，宣称指涉对象——它可能是国家、国家主权或意识形态、国民经济、集体认同或物种、栖息地等，面临着存在性的威胁，继而要求采取特别措施来应对威胁。二是特定的受众接受主体的言说，事件由此从非安全问题转变为安全问题，从而为对客体采取特别应对措施提供合法性支持。相比之下，泛安全化增加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在行为主体看来，已有的安全化手段无法应对新质的安全威胁，需要扩大安全的内容。

美国对华泛安全化的行径和表现

美国对华泛安全化由美国学术界、媒体界和政界的多维话语共同建构而成。学术界本应遵循客观中立原则，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然而，西方学者游走在这一底线之下，成为维护美国霸权的代理人，极力渲染中国的安全威胁。他们通过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和攻击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等，试图在学理上强化“中国威胁论”。媒体本应当保持新闻内容的真实准确，避免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但是，西方媒体却摒弃该原则，利用类比联想的方式来制造国际恐慌。美国政界则在学术界、媒体界渲染加持下，恶意揣测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亚投行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议程，建构“中国威胁论”。

与此同时，美国在经贸、技术、网络安全、医药、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对中国及相关企业甚至个人实施泛安全化。比如，美国在经济领域宣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在技术领域声称与中国的关键新兴技术领域合作存在风险，在医药领域强调美国依赖中国药品的脆弱性等。不仅如此，美国对华的泛安全化引发了连锁反应，促使其盟友采取类似的行动。日本为配合美国对华遏制，在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等方面制定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目标。澳大利亚也联合美国运用话语霸权，将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合法活动“安全化”。

美国正在努力将中国建构为“威胁代理”、制造威胁的元凶或威胁的来源和“他者”，实现了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转向。对于美国而言，这个转向的本质是在本国霸权衰落的背景下，以泛安全化为手段，遏制权力向崛起国倾斜，同时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而无节制地扩展安全议题。美国及其盟友的这些行径违背了哥本哈根学派关于安全化的理论预期，即安全化应当被消极地对待，不能被频繁地提及并使用。作为最佳选择，决策者应当关注去安全化——使某些问题从紧急的、特殊的、安全化的领域回归到常规的、公共的领域。哥本哈根学派在提出安全化概念后，支持去安全化，并否定西方国家扩大安全范畴的行为，因为安全化会营造不安与紧张气氛，引发国际危机。有学者指出，安全化易于激发无益的民族主义情感，影响国家的安全判断。例如，移民问题安全化的一个后果就是西方国家将跨界流动人口视为国家应当拦截或阻止的安全威胁。还有学者结合安全困境提出了“安全化困境”概念，认为这是在特定框架下，通过安全手段来获得政治动员和控制的有力工具，但却“有可能产生反常和意想不到的后果”。显然，美国在泛安全化的歧途上越走越远，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反噬自己。

中国学者的理性回应

社会科学理论往往折射出时代的大势和变局。冷战结束后，哥本哈根学派认识到安全动态不再仅限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关系，而是逐渐延伸到低级政治领域。他们提出了安全化概念和分析框架，促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并关注经济、社会、环境等非传统安全，显著提升了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安全意识。但是，安全化理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它重点关注社会安全，致力于回答西欧国家由于经济和政治高度整合所遭遇的社会政治挑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态势诱发出了新的国际行为——泛安全化，进而促进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此贡献是中国学者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从国际正义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它彰显了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和理论自信，是大有可为的研究纲领。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泛安全化是一个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且正在呈现出更强大的生长力。现有研究主要是初步的描述性分析，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经验检验，都有待跟进。学者们可以描述具体事件如何、为什么以及被谁安全化。不同议题领域的参照对象及面临的存在性威胁不同，安全化的特点和机制也因此有所差异。例如，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不同制度下的“获胜联盟”规模对安全化过程的影响不同。那么，这个判断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泛安全化？此外，影响泛安全化效果的因素有哪些？安全化客体的社会和政治资本、受众的敌视情绪和长期威胁等因素对泛安全化的作用机制有什么区别？这些都是兼具理论性和对策性的研究问题。此外，去安全化也是重要的论题，即如何将特定安全问题排除在安全议程之外，或去除已被安全化的议题。安全化与泛安全化在去安全化的动力和机制上存在何种差异，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作者系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