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处于一个被大众软件包围的时代，也是被大众软件编码的时代。大众软件不仅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也以选择平台的自主化、界面形态的差异化和数据算法的植入化等来培植使用逻辑的习惯化的现实主体。因此，大众软件生态的繁荣以及其同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让现代发展的科技普惠于人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大众软件又在以“不可知的东西来展示一个未知的东西”的过程中，“造成了可感性与持久性的分离”，完成了对生活的技术编码。虽然它们的使用者中包含了普罗大众，但大众软件却执行着精英者的逻辑，使我们经历19世纪的技术智能丧失、20世纪的生活知识丧失之后，又来到了21世纪的理论知识丧失的时代之中。

数据测绘与设计生活

大众软件特别注意界面的生活化与日常化，这既是出于技术易用性的考虑，又是大众软件对人认知的生活设计。大众软件通过既有生活逻辑数据化的方式，实现对行为的迁移和复制，通过节省生成经验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使人易于进入软件的应用环境。这一方面是因为，大众软件改变了存在实体的存在性，将信息构建的非物性存在转化成物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大众软件以界面的形式改变了生活的可达性，“界面提供的选项让变化成为常规，并影响了关于‘什么是可能的’的概念”。

大众软件又通过设计和优化使其展现出超越原初经验的优越性，既体现大众软件服务于人的便利性，又表达为大众软件设计生活的可能性。大众软件本身就是软件，本质上只是一个由人定义规则的程序，它的“每个程序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由它自己的规则支配”，其规则不同于物理定律和社会规律，可以通过实验、观察得出，而是需要通过逻辑分析与证明得出。因此，当大众软件在版本的花样翻新中来采集数据、优化功能，其实是以商品推荐、信息强化和象征生成来设计生活。

大众软件通过调用资料库，并通过数据分析对活动主体进行测绘，全方位设计主体的生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过去”成为可能被生活主体所选择，从而出现斯蒂格勒所说的“理论知识的断裂”，以致生活技术的丧失；另一方面，大众软件在“让未来发展从过往信息中浮现”中，实现对活动主体可能的预估，并在人工智能后台支撑之下进行可能生成与选择推荐。因此，大众软件强大的界面是数字化生存中管理人口从而生成现实主体的语境，大众软件界面在赋予和掌握人的感觉和体验中，“告诉用户过去的事件与可能的未来”，从而设计生活。虽然大众软件设计的生活并非一无是处，也并非要打造某种人格。但是，大众软件毕竟只是被掌握与驱使的软件，其调用人自我的自觉意愿，不过是要把大众软件背后的权力定制生命的意图实现出来而已。

代码控制与算计生活

基于测绘和设计，服务于人日常生活的大众软件事实上比人更懂日常生活。因为，大众软件的界面是由不可视而生成的可视，表面上看人们可以在大众软件的运行、应用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本身，是自己感性生活的具体化，本质上却是代码测绘现实性并决定如何呈现可能性，以及呈现何种可能性的根据。代码控制什么可显示、哪些可选择、哪个是结果，表面上是为了实现软件的功能和意图，本质上却把人作为生成利益的资源，是对生活的算计。

代码控制与算计生活相辅相成，使得大众软件成为人现实选择的依据、依仗的工具。维系大众软件的代码，不仅是驱动硬件服务于人的逻辑力量，更是大众软件时代的“公理”。而且，“软件成为公理。作为第一原理，软件将一种特定的新自由主义因果逻辑固定下来，这种逻辑的基础是掩藏在实际的执行和赋予编程的特权”。特别是大众软件更是遵从了这种逻辑，实现了对普通人的生活算计。这一方面是因为大众软件的应用者不在意、不关心也没有能力和意识来探问大众软件的本体论前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众软件本身也刻意将自己内在意图隐藏，通过使用的便利、功能的强大、体验的良好来维系其商业的繁荣并实现政治意图。

因此，大众软件在其发挥应用功能中，本质上是“同时设计着过去和未来的程序”。而且，大众软件调用的底层数据在充分技术化中，并不简单地指向生存与生活的便利化，而是指向“私有化的资料库”。正如Siva Vaidhyanathan批判谷歌时说，“谷歌已经明白以下根本性的事实：政治权力需要掌控资料，要是掌握记忆就更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创建大众软件的诸多公司在日常生活中都具有偶像级的地位，但是却不是以想象来控制日常主体的偶像，而是真实、精确和及时算计到生活逻辑的偶然的。基于大众软件算计的生命政治，我们发现在生活中，没有比常用的大众软件更懂得我们的人或物。

信息编码与截取意义

对大众软件而言，“信息既是控制客体，也是控制主体”，大众软件对信息的编码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意义的截取，使生活的价值服从于大众软件服务的权力和资本。因此，大众软件编辑信息既是技术的要求，更是其价值的归宿。因为，大众软件之“大众”首先是一种服务方式，然后才在不断重构生活逻辑中成为了产品，这既是大众软件功能的变化，更是其身份的转换。

通过信息编码与意义截取，大众软件使市场逻辑成为了生活的样板，生活活动的逻辑成为软件掌握者的数据资源，个体生活的意义兑换成了表达为数据的各种信息回馈和数字认同。日常生活在信息的任意编码中呈现出双重特质：其一，日常生活的样态更多、选择更难；其二，日常生活的内容从生存与生活转化成全新的劳动形态。这是今天无生产劳动、数字劳动、“玩”劳动等概念异彩纷呈的根本原因。

因此，无论大众软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仿真，还是对意识形态的模拟，都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新的编辑，其技术打造的界面不仅是日常生活中主体与数字系统打交道的平台，更构成了对可能生活的技术设计；其以代码表达的类本体的逻辑，不仅是使大众软件体贴入微、功能开发到极致的保障，更是对数字时代人的日常生活的技术算计；其实现的信息的物化与物的信息化的双重推进，不仅改变了主导日常生活的宏观和微观的具体逻辑，更是对日常生活意义的技术截取。

如此看来，今天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极端看重大众软件的意义，是有充分理由的。一方面，大众软件是涉及群体广泛、植入价值自然、获取利益便利的技术手段，与后人类世技术化的逻辑高度重合；另一方面，大众软件以意义再塑、行为再造和逻辑再构的方式，打造管理日常生活的技术逻辑，使日常生活劳作化。因此，“软件和意识形态配合无间，因为它们都试图测绘无形之物的有形后果，并通过看得见的线索提出关于无形起因的假定”。在大众软件主导生活的时候，“通过代码变成逻各斯的商业化和商品化过程，软件作为物——作为可迭代的文本程序——出现了：代码是本源，代码是行动的真实表征，实际上，代码与行动合而为一，代码替代了行动”。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