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资本联姻共同驱动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相较于传统产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新变化，其中网络空间殖民是其重要表现形式。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用“数字领地”来描述数字资本主义对虚拟空间的占领。数字资本主义对虚拟空间的征服不断创造出新的数字领土，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科技新贵和平台企业成为新的领主，他们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源源不断地生产无酬数字劳工；另一方面利用掌握的庞大数据进行平台垄断，获取巨大数字地租，进而导致监控资本主义这一新型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出现。

物理空间的数字化重构

劳动要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空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紧密相关。早在产业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就从空间维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进一步指出：“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活动要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不同于产业资本主义对物理疆域的依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开辟出数字空间这一人类活动的新领域，虚拟网络空间成为资本增殖扩张的前沿阵地。

网络空间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维系自身再生产和进行社会统治的新领土。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进行内部调整的结果，经历了一个将物理空间数字化重构的过程。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字技术打造出一个时空一体化的全新空间，实现空间高度一体化与深度分化的有机统一。数字网络技术将以往界限相对清晰的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都按照数字网络空间的一体化逻辑来运行。这种高度一体化的空间，使得各种信息和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快速流通与共享。在高度一体化的同时，空间也在加速分化和裂变。不同空间类型和空间关系的深度分化，使得每个空间都具有其独特的功能和特征。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上，更体现在虚拟空间中。

平台垄断与数字地租

在数字时代，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数据“既是一种信息资源，同时更是一种数字化的商品”，经由数字平台进行生产和流通。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变得极其重要。一大批依托虚拟空间从事生产交易活动的平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传统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行为都要依赖数字平台进行，平台成为维系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新载体。因此，谁控制了平台，谁就拥有了新的空间领导权，就成为在数字平台开展“新圈地运动”的封建领主。平台组织的数字领域被分割成相对独立、相互竞争的基础设施。谁控制了这些基础设施，谁就集中了对参与其中的人的政治和经济支配权。高科技公司和平台企业通过构建多平台的体系和配套的终端体系，占有了更多的网络领土并攫取数据产权，形成了平台垄断。平台垄断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剧劳资矛盾。身处万物互联的时代，劳动者要想摆脱赤裸生命的命运，就必须加入互联网，接受数字资本主义的盘剥。资本家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对全球劳动者的跨时空控制，资本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布劳动信息，导致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被打破，工作时间被无限延长，剩余劳动剥削不断强化，同时数智技术又使得剥削形式更具隐蔽性。此外，数字资本主义还通过社交平台对用户进行隐形剥削，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和个性化推荐，从而实现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和满足。这种精准匹配和个性化服务让用户心甘情愿地从事无酬数字劳动，沦为数字时代的“奴隶”。

伴随着数字平台成为新领地，数字技术加紧推动了基于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品牌、专利、数据）的垄断，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中，设计与研发以及销售与服务环节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而生产环节的利润则在不断减少。这种基于无形资产的垄断推动了租金的转移，使租金取代了利润，少数平台企业能够通过租金获得更多收益。无形资产租金日益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牟利的主要方式，迪朗将其分为知识产权租金、自然垄断租金、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和动态创新租金四种形式。平台垄断和数字地租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少数科技巨头或平台企业像封建领主一样掌握了大量数据和权力，而普通用户和数字劳工则像农奴一样被束缚在这些平台上，失去了对自身数据和劳动成果的控制权。

数字技术与监控资本主义

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物理空间，改变了资本增殖的场域和过程，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权力策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网络空间的殖民化，这是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进一步加剧。美国学者肖莎娜·祖博夫用“监控资本主义”来概括这一全新社会形态。从监控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并不是祖博夫的独创。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就提出“全景敞视建筑”的概念，这可以被视作监控资本主义的原型。边沁提出的“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对囚犯行为进行单向监视的建筑结构，它能够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法国思想家福柯接受并发展了这一概念，用“全景敞视主义”来揭示工业资本主义造就下的现代规训社会，不同于边沁将监视局限于监狱等行政机构，福柯认为这种监视权力以一种毛细血管的形式弥散于各种机构和社会网络之中。

监控与资本主义统治相伴而生。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防止工人消极怠工，便采取监工、制定工厂纪律与工厂制度等形式对工人进行监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阶段，监控的场域、对象和主体也发生了变化。从监控的场域看，数字时代的监控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而是延伸到包含虚拟网络空间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监控的对象看，数字时代的监控不再单纯作用于工人，而是囊括了全部平台用户；从监控的主体看，数字时代的监控不再由资本家和隶属于他的监工负责，而是依赖智能算法、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当下，监控资本主义通过大数据、平台、算法等数字技术重塑我们的生活，促使虚拟空间与个人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在祖博夫看来，数字时代监控资本主义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是为了提高个体行为的可预测性，而是通过数据垄断和算法推荐来控制行为。监控资本主义通过对数字技术和虚拟平台的垄断，拥有了一种被称为“大他者”的绝对权力。面对这个“大他者”时，个人具有绝对的不对称性：“大他者”能够看到他人而不被他人看见，“‘大他者’将所有的人类行为视为对象的绝对‘他者’，它不仅是无处不在的能够监视、计算、矫正人类行为的数字智能技术，同时也是技术背后下达指令的监视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将成为算法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