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关系密切，恩格斯早就提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有着独特思维方式的哲学必然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自觉改变其本身的形式。对以工程为对象的工程哲学来说，当代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以至于工程就是具象化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互动互释互镜，不只是现实地改变着工程形态和工程范式，同时还使得科学正在从“技—科学”走向“工—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世界科技发展态势，优化自身科技布局，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重点加强共性、公益、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增加公共科技供给”。所以，无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抑或工程哲学都有必要正视这一新的科学变革，并在科学观、技术观乃至工程观意义上加以分析辨明。

走向“工—科学”时代的科学

科学与时代息息相关，前现代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古代社会对应的是以博物学为基础的经验科学和地方知识，重视过去和长者的经验；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依赖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工业社会在大力发展具有确定性、必然性的数理科学的同时，也迎来了大科学时代的“大科学”，并继20世纪80年代因强调科学对技术的依赖性，在科技哲学和科学技术学领域使用“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或“技科学”（2016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管理科学技术名词‌）概念，进而在当今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数智时代或工程时代催生出新的科学形态——“工—科学”。

为了阐明新科学这一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可以进行如下更为深入的分析：

“工—科学”与工程人文相一致，是科学发展大趋势，具有未来性，正在从以科学为基础的工程技术时代走向以工程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时代。

按照先后出场的顺序，有学者认为科学有知识维、活动维、社会维、文化维等四个结构性向度，并形成古代博物学范式、近代数理范式和当代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第一个字母的合并简称）范式。在科学形态学的意义上，如果把仅仅基于数理科学的近代科学称为“窄的科学”，属于“小科学”——“S1.0”；那么，现当代科学是基于技术的“大科学”，即“宽的科学”——“S2.0”。正在萌芽的未来科学则是基于工程和依托工程的“巨科学”——“S3.0”，属于全向的科学（具有更多维度），表现为综合性与包容性的“工—科学”形态。在前科技时代，小科学“S1.0”对应的是以工业工程为载体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促动（工程—科学—技术）；在科技时代，大科学“S2.0”对应的是以技术创新为引擎对科学和工程的内在拉动（技术—科学—工程）；在高科技时代，巨科学“S3.0”对应的则是以工程为主导并对技术和科学的选择性驱动（工程—技术—科学）。工程从以科学为基础的工程技术时代（具体表现为对科技的绝对依赖），走向以工程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时代，凸显出工程对科学和技术的前提性以及理解“工—科学”的根本性和必要性。

“工—科学”的含义与构成

所谓“工—科学”，是相对于以往基于技术的技术+科学（T+S）之“技—科学”或“技性科学”而言的，它是以工程为基础的工程+科学（E+S）。如果说，由于技术对科学的反馈性影响导致“技—科学”改变了数理科学形态，并使科学从小到大、从窄到宽，进而迎来一个我们无不沉浸其中的科技时代；那么，随着工程对科学和技术的反馈性影响越来越大，“工—科学”则在“技—科学”所确立起来的大科学观之上转化为巨科学的科学新理解和新形态，集纳以往科学形态的典型特征，展现高科技时代的科学面貌或科学样态。可以说，“工—科学”在“技—科学”之后再次突破科学认知的边界，在对象上，它超出了窄的数理科学所探究的那个与社会相对立的自然领域，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宽泛的自然概念——原生态自然+人化自然，从而面对的不只是自然世界的自然物，还有人工世界的人工物。从而使科学研究的领域既超出技术或工具理性支撑的理论和知性的科学场域，又超越了单纯的事实性和可描述性的客观自然世界，还关涉价值性与战略性的人文社科领域。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已经指出的：“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即使是科学家自己单独从事的科学活动也是社会的而具有社会性。

由于“工—科学”之科学边界的拓展，科学主体范围也越来越大，甚至其构成由单纯一元的同质结构转变为多元的复杂结构，如科学家、工程师、人文学者、投资人、组织管理者等。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已经更多依赖于产学研联盟的群体化运作、多群体与多组织合作，并日益改变着科学的竞争形态。科学研究的合作与竞争不再仅限于科学家之间、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家之间甚或超国家的竞争集团之间。未来的科学共同体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会形成几大竞争集团。随着科学主体竞争集团的形成，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必将使竞争与合作并存，科学知识的生产机制亦将发生重大变革。

“工—科学”的价值和影响

仅仅明确了何谓新形态的“工—科学”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把握“工—科学”究竟何为，它之于理解科学、技术特别是工程的意义何在。

首先，洞悉“工—科学”的发展有助于预见和自主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作为一种新科学形态尽管目前尚未完全成型，但“工—科学”的雏形正在挑战以往的科学认知与科学实践，或者说参与竞争的新科学范式已经开始出场，我们必须在科技革命和科学形态转换的意义上对新科学加以审视和省思，以期自觉参与应对传统科学范式的危机与新范式重建中来。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科学发展趋势，改变科学观念、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模式，积极参与更大范围的合作与竞争中去，组建强有力的科研团队，完善相应的运行机制，提升科研自主性、创造性和竞争力，提供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先进优质要素。

其次，“工—科学”将变革科学、技术与工程互动关系。不同于把技术看成是科学应用的一元论立场、区分科学与技术的二元论立场，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三元论使工程成为独立的哲学研究对象而有了工程哲学，也推动着科学、技术与工程互动的一体化趋势。今天，正在孕育和成型中的“工—科学”提出新的要求，必须从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三元论进展到“工程基础论”——基于“工—科学”的科学哲学和工程哲学，从而拓展科学哲学的科学领域、夯实工程哲学的科学与工程学基础。因为以一般技术为基础的时代正在让位于以工程为基础的时代，工程从“隐”到“显”、从“后台”来到“前台”。鉴于科学形态的最新变化，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必须充分考虑这个特点，并意识到资金投入量、资源调动性、人员协调性、效益产出性、规划前瞻性等对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工程实践的重要意义。

最后，“工—科学”的特性决定了未来工程是人文的工程，或者说，未来工程是基于人文的工程：一是善工=善功，这意味着，工程应该是人文的具象化、彰显着工程精神，如负责任的合生态与合伦理的工程等；二是未来工程是基于人文的，大量人文因素进入工程；三是效率效用与环保、审美、精神统一的工程；四是人文的工程需要“人文—工程学”——大工程学，因为人就活在人工世界这一属我的文化世界、意义世界和现实世界之中，这要求以新科技为核心的发展不能忽略科学、技术出现的根基——工程，努力形成科学、技术、工程之间良性的有机循环，避免工具理性的片面运用而导致的自然异化、劳动异化等，更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价值与人文情怀。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