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正聿教授相识已经40多年了。通过每年数次学术会议上的交流，参加孙正聿教授几乎每一届博士生的答辩，在马工程教材编写过程中的朝夕相处，当然，更是通过对他的每一新作的阅读，几十年来可以说对他的学术进展所知颇深。但摆在面前的这部新作《用理论照亮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还是令我这个自以为勤奋的以学术为业者感到震惊。须知，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之作，他需要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完成这样一部厚重的作品！读罢这部作品，第一个感受便是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当今哲学思考方方面面的问题。随着阅读深入，又进而感受到，这些针对方方面面问题、内容丰富的思考不是见招拆招的“游击式思考”，而是贯穿着一条体系性的主导线索，那便是其书名所昭示的“用理论照亮现实”，而这一主导思想可以用三个命题来表达：回到现实实践、回到现实实践智慧、回到中国式现实实践智慧。

回到现实实践

众所周知，马克思指斥以往的哲学只是停留于解释世界，而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是改变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当以改变世界为鹄的。自然，改变世界并不是不要解释世界，而是要将解释世界从属于改变世界之现实实践。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不少哲学研究者仍主要执着于解释世界的理论进路。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也往往未能真正贯彻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精神，其理论表现便是将马克思指向改变世界的革命活动的动词“实践”名词化为一种取代传统哲学体系“物质”概念的实体性存在，即诸多“实践本体论”一类名称所意味的东西。因此，要真正回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精神，便必须将被名词化、实体化的“实践”活化为动词性的改变世界的现实实践活动。

而这一理论意图，便是作者在其著作第一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作了历史回顾之后，在第二章“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思维”之中明确提出来的。我们只要看看这一章的开篇“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思维”，对于所主张的“理论思维”之四重规定，即“问题导向的理论思维”“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改革发展的辩证思维”“推动实践的创新思维”，便不难明白这里所主张的“理论思维”为何。很清楚，这里所主张的“问题导向”“统揽全局”“改革发展”“推动实践”，绝非最多只是制造头脑中风暴的理论思辨，也绝非那种被名词化、实体化的抽象的“实践”，而是径直指向改变世界的现实实践，特别是指向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华民族正在奋力推进的改变世界的现实实践。

回到现实实践智慧

“用理论照亮现实”之“理论”，其意蕴全然不同于那种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理论”一语在西方哲学之源头的希腊，本义是“看”，即“看”的主体只是“旁观者”，而非“行动者”。这种看待人与其对象关系的观点，正是马克思所严厉批评的：“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其对象或“外界物”之间的关系首先并非理论性的“看”，而是通过“积极的活动”来获取“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外界物”。只是在这些活动的重复中，人们才能够“学会‘从理论上’”来把握这些“外界物”。显然，在马克思这里，“从理论上”把握这些“外界物”便不可能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在实际上把握这些“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外界物”。这样一来，既然这种指向实际地改变世界的理论，其意蕴已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那么，为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便当称之为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我们看到，这部著作所指向的正是这一实践智慧之真精神。回到现实实践智慧这一思想意向，不仅体现于书中高频率出现的“实践智慧”这一术语，更是在这部著作的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上直接地表达了出来。

回到中国式现实实践智慧

说这部著作是要回到现实实践智慧，还有些笼统，更为准确的说法当是“回到中国式现实实践智慧”。近年来，“实践智慧”一语在学术论著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但大多在一种比较笼统的意义上使用，而未能区别开实践智慧的不同类型。我认为，如果在一般意义上将实践智慧的本质理解为处理价值理想与现实行动之关系的方式的话，那么，根据价值理想被设定为超验或现实世界之存在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方式，可将之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古希腊的超验与经验的“空间”性二元论关联方式、基督教的超验与经验的“历时”性关联方式、中国儒家的现实世界之中价值理想与现实生活的有差别的统一性关联方式。前两种基于超验与经验的二元论关联方式易于偏向极端，难以达致实践智慧所追求的“中道”，而中国儒家的现实世界之中的关联方式则更易达于“中道”，因而对于现实实践而言也就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据此来看，这部著作所追求的正是一种中国式的现实实践智慧。这一追求首先体现在对于价值理想与现实生活关系的设定上。

本书对高清海先生之“本体论追求”思想进行了发挥，其意义在于“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保持某种动态的“必要的张力”与“微妙的平衡”。显而易见，这种动态性“必要的张力”与“微妙的平衡”之设定，与西方哲学所追求的永恒的超验实在不同，而正是一种中国式的实践智慧之典型理路，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中道”或“时中”原则。这一中国式的“中道”原则，在书中反复展现，如在“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这一标题下，便从“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双重自觉、“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双重自觉”、“专门化”与“个性化”的双重自觉、“基本问题”与“时代课题”的双重自觉、“民族特色”与“走向世界”的双重自觉等诸多方面展现了这种中国式实践智慧的“中道”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