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特别专注于研究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试图以一种更新的理论动力对该主题做出较为深入的理论阐述。这一研究之所以非常必要，是因为只有当根本差别得以被明确识别并且被牢牢把握住时，中西哲学——从而中西文化、中西历史——的种种差别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具有实际校准的论说。然而，尽管长期以来关于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主题时或在相关的文献中浮现出来，却往往不是在未曾深究的理论图式中被匆匆地曲解，就是在缺失尺度的想象式体会中朦胧地闪现，而未曾在哲学理论的根基上得到深入的阐明。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文明比较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于断言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或“物质的文明”，而中华文明是“静的文明”或“精神的文明”，那么，我们的哲学比较是否还能够满足于如下的断言：西方哲学主于“向外觅理”而中国哲学主于“向内觅理”，西方哲学偏于“科学”而中国哲学偏于“道德”，西方哲学侧重于“现象”而中国哲学侧重于“本体”？无论这些说法表面看起来还有多少依稀仿佛的样子，也无论这些断言是否将单纯的数量配比（主于……、偏于……、侧重于……）俨然伪装成真正的性质或特质，它们在今天已经不能不显露出自身在思想理论上的无根状态了。正是这种无根状态，为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各种任意和武断——包括轻佻的比附和望文生义的胡作非为——大开方便之门。为了从这种无根状态中摆脱出来，就必须首先对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作出决定性的理论阐明，所谓“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足以乱也”。

为什么要将“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特别地课题化呢？因为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从而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等等的自我理解）不能不涉及与西方哲学的各种比照，而且不能不采用现代的话语方式和论证方式。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性处境下，若根本差别不立，则其他的种种比照和讨论都将失去根基。由于这方面的理论阐明尚未得到必要的深入和充分的展开，所以尽管有一些局部的理论探讨和表象式的体会，但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仍须首先在思想理论上得到实质性的把握。

哲学的形式含义和实质含义

“哲学”一词可以区分开它的形式含义和实质含义。“哲学”的形式含义意味着任何一种民族精神的中心，意味着该民族精神之多方面的表现始终围绕着旋转的枢轴，尽管这一精神整体连同它的哲学都更深刻地植根于特定民族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在这里，我们必须非常严格地将“哲学”之单纯形式的含义和具有实体性内容的含义明确地区分开来。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前者是“虚位”，后者为“定名”；如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那样，“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在我们已经处身其中的“世界历史”的基本境况中，那尚不涉及实体性内容与差别的“哲学”一词，是与一般所谓文化、思想、精神等领域本质相关的，并在这样的意义上被用来表示：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体、精神的核心。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西方的思想家、学者或普通人可以一无障碍地谈论或研究“中国哲学”，就像黑格尔的《哲学史》在其“东方哲学”一篇下，专列“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之目一样。因此，即使“哲学”一词是作为虚位即单纯形式的意指，也会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中国哲学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它牵涉到中华文明的中枢和本质，牵涉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类型的根基，牵涉到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在的悠久传统。

但是，当我们从作为虚位的一般哲学进到“中国哲学”时，这里的“哲学”一词就具有了实体性内容，也就是说，它不再是虚位而是定名了。如果说，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不能不借助于中西哲学间的各种比照，那么，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决定性分辨就会成为首要的和至为关键的了。在这里，由于不同的哲学是具有实体性内容的，因而具有实体性差别，所以，理解上的真正困难才刚刚开始出现。只有从根本上牢牢地把握住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我们才可能为各种有差别的内容比照制定方向，并使这样的比照在必要的规定和尺度中得到深入而充分的展开。就此而言，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决定性分辨，对于任何一种中西哲学的比较来说，对于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来说，是最关根本的主题。关于“根本”，马克思的说法是：“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王阳明的说法是：“要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浊清。”

从根本上来说，西方哲学的实质是什么呢？是形而上学，即柏拉图主义。这一点是被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的——不仅在西方哲学的整个历史中得到证明，而且尤其在西方哲学已经开展出来的“自我批判”中得到证明。怀特海说，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他的意思无非是，柏拉图主义乃是在西方哲学中贯彻始终的、本质的东西。当海德格尔追问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意味着什么时，尼采的回答是，“‘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我们由此能够很明确地把握住的实情是，对于出自希腊源头的西方思想来说，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即柏拉图主义。因为，柏拉图主义的决定性原则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展开过程中是作为命运性的本质，作为“常川决定”而起作用并贯彻始终的。

如果说，西方哲学的本质性乃是非常确定的，并因此能够成为比较得以开展的可靠出发点的话，那么，我们探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引导性问题就是，中国哲学是在形而上学之内还是在形而上学之外？或者，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是形而上学内部的差别，还是形而上学之内和之外的差别？为了能够从根本上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首先深入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之中，并从而使中国哲学自身的基本建制能够与之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因为，只有在哲学的基本建制中来把握住特定哲学的实质，才能够触及问题的根本，才能够在思想理论上深入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

中西哲学的基本建制及其根本差别

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得以构成并成为定局。它可以大体被概括为以下三个要点：一是将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分割开并且对立起来，亦即将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彼岸的世界和此岸的世界分割开并且对立起来。二是认为“真理”或“实在”仅仅属于超感性世界，而不属于感性世界。三是如果感性世界中的个别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真的”或“实在的”，那么，这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分有”了超感性世界的理念（存在者“分有”了作为理念的存在）。

如果说，形而上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在如此这般的建制中成其本质的，那么，可以与之形成对照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建制又是怎样的呢？在中国哲学的古老文献中，与该主题最为切近的一个表述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确凿无疑地意味着：中国哲学能够明确地识别形而上者（道）与形而下者（器）；中国哲学要求通达并且能够以自身的方式通达形而上者。但是，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恰恰在于“道器不割”，在于“体用不二”，在于“本末不遗”，在于“大道不离人生日用”。而这一建制同样确凿无疑地意味着：中国哲学在能够区别和分辨道与器、体与用、本与末、大道与人生日用的同时，却绝不许将二者分割开来，尤不许令二者对立起来。

因此，在中国哲学的基本建制中，根本就不存在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对立，不存在以此分割—对立而来的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而只有一个未曾被分割—对立的整全的世界，一个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在其中通同涵泳的世界。由此看来，中国哲学根本就不可能依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来得到恰当的理解和切近的把握；在中国哲学中，甚至根本不存在唯依形而上学的建制才得以区划出来并设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以及形而下学）的疆界或领地。因此，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则在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在形而上学之外”。这意味着：形而上学的本质乃是中国哲学的非本质；中国哲学的可能性在于它成为形而上学——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

在西方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一事中，问题的实质曾被极大地搅扰并且被极大地遮蔽了。人们对于外来的“哲学”一词高度警觉（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长久争论），而对于“形而上学”却掉以轻心并且几乎是完全非批判的。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于“哲学”之名的表面斟酌并未阻止西方尺度的强制性滥用，相反却悄然以“形而上学”之实为这种滥用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定向和全套装备。须知在西方哲学径直就是形而上学一事中，实质地起定向和规范作用的恰恰是形而上学——正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规定了西方哲学的本质性，使之成为形而上学类型的哲学（之一）。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可以作为虚位具有单纯形式的意指，但“形而上学”在这个层面上却不是也不能是形式的；它是表示实质的定名——这种实质被称为“柏拉图主义”。

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下，为了从根本上去追究形而上学的实质，从而去把握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就必须进入西方哲学已经开始的“自我批判”的视域之中。马克思曾非常深刻地指出：历史进程在它的实际发展中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因此总是局限于对过去的形式（或他者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而对过往形式或他者形式的客观理解，恰恰是以特定的历史进程能够开始自我批判为前提的。“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对于经济学、宗教学或神话学来说情形是如此，对于哲学来说，情形同样如此而且尤其如此。

在这样的意义上，分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决定性要求就在于：能够抵达并且充分占有西方哲学在其“自我批判”中方才敞开出来的理解视域。这样一种视域之所以绝对必要，是因为在牵涉到理解“陌生者”（例如古代思想或东方思想）的议题上，除非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能够被充分意识到并成为已被廓清的理解基地，否则的话，就无法真正达成对于陌生者的“客观的理解”。渊博深刻如黑格尔那样的大哲，尚且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哲学，不是因为他的孤陋寡闻，而是因为他对于哲学—形而上学本身还是完全非批判的。这种非批判的立场只能把中国哲学看作真正哲学—形而上学的无机的片段，看作它的某种幼稚的、不发展的、归根到底是有缺陷的形式。

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力图从根底上去追究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并且试图以一种更新的理论动力重新深入中西哲学的根本之处。但目前所做的探索还只能算是一个任务性的开端。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探讨，它微不足道地服务于中国哲学自我理解的思想任务。之所以说这个探讨还微不足道，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思想任务实在是太重大了。如果说，中国哲学本质地属于我们悠久传统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那么，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就不能不最关本质地涉及中华文明的根本。正是当今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实践，将理解和阐说中华文明伟大传统的思想任务，托付给当今时代的学者了。就像海德格尔在讲论希腊传统中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渊源时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不得不比以往一切时代以及在我们之前的各次变革时代知道得更多，也就是按方式说来知道得更加严格和更加有把握。只有最极端的历史知识才能使我们无愧于我们的不同凡响的任务，避免再遭单纯的复原与无创造性的模仿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