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历经多年的学术积淀与探索，已逐步构筑起一条兼具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的研究路径。在这条道路上，研究者不仅深入挖掘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更在国际视野下对人类行为的共性与差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这无疑为国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持和贡献。

人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交叉互动

早在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家费孝通曾提出过“世界性社会”这一关键性概念，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潜力与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掘与探讨。当学术界重新审视这一概念时，发现它其实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格局的一种新认知。基于人的“流动性、交互性和杂糅性”，人与人之间通过不同关系缔结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进而发展出了跨区域交流共享的文明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层面，人们的生活各自独立，在社会层面，人与人却紧密相连。这种差异性个体之间对于相互性需求的社会认同，使得人与人之间进入到一种彼此交织、依赖的紧密关系中。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经过10多年的不断夯实，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多。从行动的落实角度来看，无论是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软件的文化交往交流与多边合作机制建设，都在共建国家相互了解彼此文化的基础上被不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为不同国家人们的生活起到了互联互通的作用，也为不同地域的人际交往提供了具身化的场景。基于当今时代日益增强的世界性社会意识，基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日趋变化的不同地区的国内情况，还需要了解纷繁复杂、文化多样的外部世界。

此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为我们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差异性互动提供了路径。高丙中曾明确地指出，“对世界的了解需要人类学的专业审视”。很显然，作为能动性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相互往来的互动连接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人类学者以其田野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通过长期的田野作业，记录下各种随机获得的、琐碎的和散点性的对象信息。这些信息或许在初看时显得杂乱无章，但经过研究加工之后，可以对个别信息进行细致的转化和全面的整合，挖掘出特定区域和国家的社会文化意涵。民族志作为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桥梁，不仅打破了不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沟通壁垒，而且有效解决了人类在跨国交往中因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导致的不能有效沟通的问题。

人类学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开拓

对于处理因跨越族群和民族国家边界所产生的文化差异问题，周大鸣曾指出，如果不了解持有不同文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状况，就无法达至和谐共处的最终目的。他鼓励人类学家前往国外进行实地工作，这是理解不同文化，与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人们获得共情的重要方式。而国际关系研究者可以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入到所在国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了解一种在现场的文化发生。国际关系研究者需要通过在场、实地的参与观察，采取现场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同时配以多人、多次、多场景的访谈校验关键信息，并力争做到与调查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语言的四同步，从而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挖掘其本身隐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具体说来，研究者可以针对亲属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身份认同与建构、移民治理、移民生计方式、族群网络与适应策略、文化多样性、饮食与教育文化等相关议题开展研究，以了解对象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人情。研究者还可以规划特定线路，考察社会治理、民生民情、环境整治等议题，以民族志、调研报告等为载体，呈现不同城市、不同人群的地域文化。

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可以聚焦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而连起来的通道、走廊以及道路。如果能详细考察由人所连起来的作为物质载体的种种通道形式的存在，对人与人之间的互惠联系便会产生更为具体的理解。而新时代交通以及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疑成为推动全球化趋势的强大引擎，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学的“路学”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它重新发现了人的“流动性”、交互性和杂糅性，这也将激发我们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从一种有着固定地点、边界的所谓“场所民族志”走向一种在延长线意义上去探索和发现的“线索民族志”。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线索的追溯工作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调查者们在深入到社区和群体中时，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观察和记录，不断地搜集、分析和追踪各种线索，以揭示文化、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的深层次内涵。这项工作既繁杂又富有挑战性，需要研究者们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以便从繁杂的信息中抽丝剥茧，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并据此构建出更为完整和深入的人类学理解。具体说来，在实际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当人类学家面对一个世界范围内互联互通的全球性文化空间时，对于线索的追溯也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笔者提出的“线索民族志”研究方法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提醒我们，当身处田野时，不要过多地关注某一点上的信息而忽略了对线上、面上以及区域上信息的动态把握。线索民族志的方法提出了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的对于线索追溯的八个特征：可观察性、可理解性、可追溯性、可关联性、可启发性、可把握性、可容廓性以及可改变性。这一方法的提出，对于在国际关系的调查研究而言，不仅能够看到某个点上的静态国家，还可以遵循着这样一种具有连接意义的线索而去探寻到整个区域的差异性存在。

人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互惠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很好的坐标——在动态交往通道的基础上进行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延伸。人类学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不仅是能为其提供研究方法，而且还能为国际关系研究打开了一个有关人与人关系的新世界。如果说我们对于国际间人际关系的认知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那么，有了人类学的加入，我们会发现，不同人群之间的往来互动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基本形态，也是一种文化逻辑。这种互动不限国家、种族、性别，是与人本身的特性相关的，即“基于社会观念的相互往来的约束性”。我们有必要从进出通道这一独特且重要的视角出发，重新理解和审视人类社会的跨地域互惠现象。通过这种视角的转换，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人类社会在跨地域交流中如何形成复杂而微妙的互惠关系，以及这种互惠关系如何影响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同时，我们也有必要从互惠的角度来深入理解更大范围内文明互动的发生与发展。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结晶和文化传承，其互动与交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互惠的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明之间如何通过交流与借鉴，实现资源的共享、智慧的碰撞、创新的激发，从而推动各自文明的繁荣与发展，共同构筑起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图谱。这种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来。

基于此，很有必要组建一支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区域国别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在内的跨学科、跨院校、跨国别的国际问题研究团队。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地为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