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实际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品性与特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主义，尤其能说明这一点。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友人称：“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此番看法，颇能代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主义。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如何自处与他处的认知、关于人类整体命运与世界未来走向的思考，表现出对世界主义的深切向往。

“必趋于大同”：世界主义的向往

梁启超曾言：“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是即所谓天下也。”“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追求“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孔子倡导的“天下为公”大同理想。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恽代英也以为，“孔子《礼运》《大同》及《论语·道之以政》章，何曾不好”。

不以“一国之安宁幸福”而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蕴含了一种以个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自古常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身即个人，是最基本的单位，天下是团体的终极单位，家国是中间过程，最后由个体尽善到天下完美。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古典思想中的自我观念在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催化”下“发酵”而演化为近代的个人观念。当毛泽东读到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对其中的“个人主义”赞不绝口：“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恽代英以世界与个人为两端，以为自己的责任在于“效力世界及未来”与“当求个人现实之生活”，惟有个人“生活乃得神圣而宽裕，使吾等有充裕之心力，以为世界及未来造福”。李大钊号召逐渐废除“家国、阶级、族界”等介于“我与世界”之间的“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成就一个解放自我、人人相爱的世界。“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便是“大同的景运”。挣脱家庭、宗法、国家的藩篱，将个人解放出来，以个人为原子成就美好人类社会，是新文化运动那一批知识分子的共识。用傅斯年的话来说，我们“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一切的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

如何由自由平等的“真我”达到互助友爱的“大同”？毛泽东主张普及哲学，届时人人“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恽代英早期日记充满对锤炼人格的要求及每日言行的反省。五四运动后思想逐渐激进化、革命化的陈独秀，心底深处仍为思想启蒙、教育教化留有一席之地，仍然希望“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的同胞与“各国思想高远的人”组织大同世界。理念化为实践，便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修身养性、砥砺品行社会团体的兴起。他们试图通过新村主义、工读互助等“道德优先”且带有大同色彩的局部社会改造来完善自我，完美人格。这种由内向外、以人格成就未来的社会改造最终成效甚微，甚至归于失败。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同”思想与现实世界的观察有关，蕴含着对一战的反思

进一步考察，毛泽东、恽代英等人表达大同意愿大致集中于一战前后。这与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有关，蕴含着他们对一战的反思。一战爆发后不久，恽代英便指出，“文明由竞争中来”，是为“罪恶之渊薮”，期望实现“无竞争防御之忧患，而后利人类之文明日益发达，可以作福全世”的“大同之世”。周恩来也希望有朝一日，人类社会“虚诈绝，诳伪逃，无人我之分，鲜名利之见，相跻于大同之境；种界破，国界灭，相趋于和平之途”。毛泽东展望，只有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与天地终古，才能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的大同之世。从语言学角度看，“大战争”与“不平等”“不自由”词性不同，并列处理表示毛泽东对“大战争”的强调。陈独秀写作《偶像破坏论》全面检讨一战，主张破除国家这一偶像，让“大同和平的光明”照耀中国与世界。

将一战发生归咎于国家竞争，借世界主义反抗强权，是一战前后知识分子的共同做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曲折历程，打破原来的世界格局，促使人们对整个世界秩序、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在此语境中，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战争对和平的破坏，主张灭种界、破国界，消弭国家间的争斗，实现世界和平。他们所向往的世界大同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秩序、种族国家压迫的不满与反抗，表达了作为弱势国家在弱肉强食世界体系中艰难求生的意图。

借大同理想表达的世界主义植根于传统，缘起于现实，指向则是未来

借大同理想表达的世界主义，植根于传统，缘起于现实，指向则是未来，是以进化论考察社会变迁、展望人类未来的结论。《天演论》甫一出版，“物竞天择之理”便“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年轻时的李大钊奉物竞天择为真理，以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以进化观之，新兴者必胜陈腐者，青春者必胜白首者，后来者必胜先行者。越新越好，越近越好，于是周恩来定下行为准则：“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这些行为准则，颇能反映近代国人以新为尊、崇新趋近的急迫心理。

社会进化论是一种历时性叙事观，以为时间车轮向前，社会必然愈演愈好，愈进化愈优，完美无缺的大同便是社会进化链条的终端。李大钊曾说，“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连）贯的脉络”。对友人提出的“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陈独秀“极以为然”。这里预设了一个殊途同归的未来。无论先行者，还是后来者，终将迈向大同世界。这让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若能抓住时机，迎头而上，则可摆脱困境，走向美好大同。社会进化必趋大同的线性叙事，让在西方坚船利炮前屡屡受挫的国人找到了慰藉，世界大同的通衢让他们对未来的期待找到了安身之所。

既然大同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终极形态，那么我们便要“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人们总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来建构未来社会。就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形态来看，“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无疑是民主主义。周恩来提出，人类社会从部落跻于国家并最终达于世界，“酋长也、君主也、民主也、大同也，为政体必经之阶级，人民应渡之时期”。李大钊所见略同，称Democracy“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以民主进军大同，学习典范是明确的。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值得注意的是，当陈独秀等人成长为意见领袖时，他们所主张的“拿英、美做榜样”“实行民治主义”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在他们看来，因国人思想道德落后，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创刊初期的文章，反复提及思想道德与民主共和的脱钩，批判与共和国体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思想。

在一战前后世界主义浓郁的思想氛围中，陈独秀、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视个人为道德关怀的终极单位，憧憬消弭国家之争的大同世界，表达出他们对人类整体命运及世界整体利益的关心。在路径选择上，他们以进化论观历史，以为人类走向大同须经民主主义。这些世界主义言说表现出来的个人关怀与民主主义选择，与此时其他知识分子的相关表达并无二致，是时代思潮的折射与反映。这说明先进知识分子实现思想转变、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必将经历复杂艰辛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