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自强不息的品格，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己解放自己的主张，成就了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走中国道路的勇敢探索。

遵义会议里面的“第二个结合”，事实上却已经“日用而不觉”地开始了，其根本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彼此契合”、且“相互成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这种优秀的民族品格被《易经》概括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客观地看，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正好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靠自己才能解放自己的主张。正因在精神上相互契合，才能在实践中相互成就。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中，毛泽东等同志一次次地排除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国际路线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更大程度上彰显这种主体性。这些重要决定，都是在排除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全局意义上真正开启了独立自主走中国道路的勇敢探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多元一体的传统，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的观点，成就了遵义会议上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探寻遵义会议开始的这种“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的文化根基，无疑是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多元一体的悠久传统。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能牢固凝聚。而这种统一性从根本上又取决于中华民族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胸怀，这种优秀的民族品格同样被《易经》概括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成为中华民族在面对差异、多元、冲突时依然能够凝聚共识、实现认同的精神纽带。正因在精神上相互契合，才能在实践中相互成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必须反对不讲斗争的、无原则的团结。特别是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中，毛泽东等人更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民主的氛围中坦诚相见、批评错误、团结同志。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这被称为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开始形成“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不仅战胜了张国焘在党内军内的分裂主义错误，而且逐渐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关门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也真正变得强大起来，能够战胜一切反动势力和内外敌人，成为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崇尚实践、追求真理的精神，成就了遵义会议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鲜明特点。今天，我们探寻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文化根基，无疑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中华民族有求是务实讲求实用实效的风气，历来倡导“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在学术上就表现为“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学风，这与马克思主义崇尚实践、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相契合的。正因在精神上相互契合，才能在实践中相互成就。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中，毛泽东等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彰显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真理掌握在毛泽东同志等少数人手中时，他们也敢于抛开个人利害得失，毫不动摇地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党中央进驻延安，毛泽东同志先后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进一步从哲学上反思教条主义的危害，全党逐步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从遵义会议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魂”，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从“两个结合”中走出的“中国特色”便有了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从而让我们更有底气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