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一词作为现代术语，是个舶来品，意思是超出自己的现有状况，向往更理想的精神世界。中国传统哲学中虽然没有使用“超越”术语，但早已触及超越性问题。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超越，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宗教意义上的外在超越；另一种是哲学意义上的内在超越，为儒家所独创。

一

先说第一种，即宗教意义上的外在超越，其特点在于强调彼岸对于此岸的超越感，以彼岸为人生终极价值目标。任何宗教都建立在“两个世界”的世界观基础上，意为否定此岸的价值，彰显彼岸的价值。佛教认为，人生意义如同堕入地狱、坠入苦海一般。“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岸在哪里？就在此岸的对面，就在彼岸佛国。那里有常、乐、我、净，是一个极乐世界。人不幸生在此岸，免不了诸多烦恼的纠缠，但人若接受佛祖的点化，便可以成佛，由此岸超越到彼岸。

道教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依然主张外在超越，以彼岸为终极目标。道教认为，人生于此岸实属不幸，免不了要受生死大关的折磨，不值得留恋。人的超越目标就是人生对面的神仙界。在那里只有乐，没有苦，所谓“快乐似神仙”！不过要想做神仙必须走内在的途径，不能指望外力的帮助，只有靠个人修炼才行。“我命在我不在天”，道教选择的超越途径是内在的，而其超越目标依然是外在的。

基督教也相信存在两个世界，人类被放在此岸，而上帝被放到彼岸。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原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伊甸园里。一天，夏娃受到魔鬼撒旦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于是有了羞耻心。她引诱亚当也偷吃了智慧果，也有了羞耻心。上帝发现这件事之后，把他们双双赶出伊甸园，罚他们到世上去做人。由此可见，人类原本是罪过的产物，叫做原罪。人来到世间，就是为了赎罪，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人在死亡之前，必须经过宗教审判环节：如果某人生前好事做得多，上帝会助他重返天国，做一位选民；如果某人生前坏事做得多，上帝便会罚他下地狱或继续做人。佛教认为人生苦，基督教认为人生是罪，都断然否认人生的价值，否定此岸的价值。

在宗教思维中，有的宗派主张内在修行途径，如华严宗强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主张此岸与彼岸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禅宗讲“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主张顿悟成佛；道教认为俗人界与神仙界以气相通，“顺则凡，逆则仙”，虽主张内在修行，所设定的价值目标却是外在的成佛或成仙，仍没有摆脱外在超越的目标。由内在路径怎样达到外在目标？他们无言以对。在宗教思维中，内在超越理论是讲不通的。

二

事实上，如果没有宗教外在超越理论在先，哲学内在超越理论也讲不充分。内在超越理论是儒家的理论创造，有别于外在超越理论。儒家内在超越理论发端于孟子，成熟于宋明理学。孟子率先提出人性善理论，充分肯定人性的价值，与宗教否定人生价值截然相反。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性向善，如同水往下流。人性善不意味着现实人性皆善，事实上人性有善亦有恶。“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性善特指圣人或君子，不包括“小人”。人性善是就理想人性而言，不包括现实人性。但现实人性有善有恶，并不能推翻人性善理论。孟子曾举例说，牛山的树木曾经很茂盛，但是因为在大都的郊外，所以人们经常去那砍伐，导致茂盛的牛山变得不那么茂盛；然而，不那么茂盛的牛山上的草木依然接受着雨露的滋养，日日夜夜都在生长，有青枝嫩芽长出来，不幸的是，新长出来的青枝嫩芽又成为牛羊的“盘中餐”，导致不那么茂盛的牛山变得光秃秃的。人们看到光秃秃的牛山，就以为牛山本来就是光秃秃的，“光秃秃的”是牛山的“本性”。也就是说，不能因为现实中的牛山是光秃秃的，就否认牛山之“美”；同样，不能因为现实中的人性是有善有恶的，就否认人性善。

在孟子时代，规范宗教形态尚未形成。他只是提出内在超越说的理论前提，尚未形成成熟的内在超越理论。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外在超越理论也随之传入中国，并一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中国哲学进入宗教哲学时代。到宋代，新儒学即宋明理学接着孟子讲，开启了儒家人生哲学新时期。孟子的威望在宋代大增，上升到“亚圣”地位；孟子的著作也风靡一时，被尊为“四书”之一。内在超越理论必须以性善论为出发点，才能说得通，故性善论受到理学家的重视。

宋明理学家在孟子性善论的前提下，共同建构了内在超越理论。宋明理学家从佛教那里接受了超越理念，却对其作了儒家式的哲学解释。相比之下，程朱理学侧重超越性，也讲到内在性。陆王心学侧重内在性，也不忽略超越性。程朱所说超越在先，只是逻辑在先，并非方位在先。事实上“理在事中”“理一分殊”，理是一，事为多，二者密不可分。如“人跨马相似”，理不可离开气，气也离不开理。可见超越性也就是内在性。陆王心学强调内在性比超越性更重要。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只是从价值意义上谈理，并不否认天理具有超越性。程朱理学从超越性讲出内在性，陆王心学从内在性讲出超越性，二者殊途同归：共同建构了内在超越理论。

内在超越理论作为宋明理学家的创造，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非宗教的却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同儒家的理论贡献密切相关。新时代新征程，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儒家经典学说的思想精华结合起来，是我们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