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作为中国美学思想的核心理论范畴，镌刻着中华文化基因的烙印，体现着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意象是审美主体通过“观”“味”“悟”三重审美体验，创构出的主客统一、心象交融的审美形态。意象具有天人合一、情景交融、超脱表象的特性，闪耀着中国美学崇高的审美理想与思想光芒。自20世纪以来，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叶朗等学者不断致力于意象理论的当代阐释与论述，引领意象理论从传统向当代转型，实现中国审美批评的创新发展，彰显传统意象理论的当代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意象理论汲取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养分，实现了贯通古今的涵蕴重释；吸收借鉴世界现代美学的学养智慧，推动建构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拓展了新的路径与方向；关当代艺术和审美现象，在审美批评实践中释放出当代阐释力。

从传统积淀中汲取学养的润泽，实现对中国意象理论涵蕴的当代重释

“理解文化，就需要理解其水有源、其流有势、其去有向，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赓续文化的基因。”中国传统美学重“意象”，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就开始了关于“意”“象”关系的辩证思考。老子贯通“道”“气”“象”的哲学观念，《易传》的“立象以尽意”，《论衡》的“礼贵意象”等，促使意象理论逐步成熟，构成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底蕴。及至《文心雕龙》提出“窥意象而运斤”，“意象”一词正式演化为专门的审美范畴。此后，意象理论在中国古代诗、书、画等审美品鉴中广泛运用。如，唐代蔡希综在《法书论》中评张旭草书有“意象之奇”；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以“意象”评诗：“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言，“画之意象变化，不可胜穷”。中国古代意象理论已自觉融入文艺创作的审美标准和实践经验之中，形成中国美学特色风格，故有言“中国古代美学体系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

与西方写实美学中的“摹象”概念不同，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包含“观象”“味象”“悟象”三重审美体验。所谓眼见为“观”、体察为“味”、心化为“悟”，“意象”的生成呈现为由视觉至心觉不断深入、内化的审美感知过程。它不要求艺术家逼真地再现客观世界，而是将外在客观世界与内在心灵世界相融合，统一于艺术本体，生成和谐统一、物我归一的审美形态。“美是物象、事象和艺术品及其背景经由主体悦目、悦耳和赏心，或震撼心灵创构而成的意象。”在心的感化下，主体与客体实现了统一，情与景实现了交融，它超越表象，直通心意。在中国古代，“意”与“道”相连，所谓“道意”，即说明“意”通达“道”。由此，“意象”拥有了天人合一的本体性、情景交融的整合性、超脱表象的超越性，体现了中国美学思想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特征。刘勰、司空图、王昌龄、苏轼、刘熙载等历代文人皆重视“意象”这一中国艺术精髓。诗论中的“赋”“比”“兴”，绘画中的“气韵”“神似”“留白”，书法中的“神采”“风神”，音乐中的“乐象”“和声无象”等，均是对中国意象精神的理论化、体系化表述，是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叶朗等学者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资源，提出“美是意象”等一系列学说，认为“境界”（实指“意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比起其他的美学范畴来，更为本质、更为重要；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是“意象”而非“美”。由此，他们以中国传统意象理论为“养料”，使中国意象理论面向世界、面向当代转型，实现了“意象”涵蕴的当代重释，展现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

融通中外理论资源，推进中国意象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

意象理论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中展现了引领中国美学当代转型的能力，其主要路径分别为：一是对意象美学进行心理学阐释，揭示意象的心理学内涵；二是对意象美学进行现象学阐释，揭示意象的现象学根据。这两条理路又共同融汇为对中国美学意象本体论的建构，引领中国意象理论的当代转型。

朱光潜在《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中，对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进行了现代性解读与阐释。他提出“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认为意象是“形象的直觉”。不仅赋予“意象”美的本体论内涵，还将它置于审美心理学的维度，探索中国意象理论的当代转型路径，为中国学界打开了意象理论当代阐释的大门。再如安徽师范大学汪裕雄教授结合康德的相关学说，构建“审美心理基元说”，明确界定了审美意象在中国美学中的基础性地位：“美感起于对审美对象——美的事物或现象的直接观照。感知所得的表象，经由想象的作用，被再造，被重组，渗入主体的情思，融进主体的理解，就是审美意象。”安徽大学顾祖钊教授的“意象文艺至境说”通过反思艺术的再现与表现二元式分类模式，将表现型艺术分为客观表现型（黑格尔意义上的象征艺术、浪漫型艺术）与主观表现型（中国的抒情艺术），突破了再现与表现的二元逻辑，形成三元式的文艺至境观，从知、情、意三个维度将艺术形象分为典型（再现）、意境（客观表现）与意象（主观表现），突出意象对人类情感与意志的满足，进而将意象视为当代审美体系的核心范畴。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逐渐深入中国意象美学的研究领域。张世英在《超越在场的东西——兼论想象》一文中指出，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哲学均“认为哲学的最高任务或超越就是从现实的、在场的存在者（being）走出到自己以外的‘永恒在场’、‘常在’或‘存在’（Being）中去”。他们所谓的“永恒在场”“理念世界”却是抽象的，不可穷尽的不在场。在张世英看来，海德格尔强调“隐蔽”和不在场的东西对于“敞亮”和在场的东西的极端重要性：正是“隐蔽”和不在场的东西才使得一个存在物之“去蔽”和出场成为可能，这颇有一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味。在现象学视域下，“意象”同样具备这种“去蔽”的审美特征，恰如中国古代诗歌中所氤氲着的不可穷尽性和不在场性的审美意象，为主体的想象驰骋留下空间。此时，意象超越了表象，超越了二元对立，实现了对真理的“澄明”。由此，张世英找到了中国意象理论与西方现象学的契合点，实现了对西方主客二元论美学的超越和对中国意象理论的当代重构。

叶朗同样以现象学理论阐发意象。他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美之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即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流派致力于超越西方哲学、美学中的二元对立，将美视作一种整体存在，倡导“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意象生成统摄着一切：统摄着作为动机的心理意绪（‘胸中勃勃，遂有画意’），统摄着作为题材的经验世界（‘烟光、日影、露气’‘疏枝密叶’），统摄着作为媒介的物质载体（‘磨墨展纸’），也统摄着艺术家和欣赏者的美感。”换言之，“美在意象”，它向“人们打开（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叶朗将意象视为主体与客体、情与景的交融，亦从现象学视角实现了对中国意象理论的当代重构。

由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以心理学、现象学两条理路，不断探寻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的当代转型。如今，中国意象美学研究已呈现一派灿然景象。朱志荣、彭锋等学者接续前辈，继续推进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的深化与丰富，更是对其当代价值的挖掘与创构。

关注艺术实践与审美现象，激发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的当代阐释力

中国意象美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古代各艺术门类都重视对意象的创构，通过“意象”“意境”“虚实”“神思”“妙悟”等典型中国美学批评话语对古典诗词、书画、园林、戏曲等具有古典美的艺术作品进行阐释。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批评界广泛吸收西方形式主义、图像学、精神分析、社会批评等批评理论，试图以西方视野阐释中国当代艺术现象。然而，这种尝试往往不得要义，无法触及中国艺术美学的核心精神。无论古今，中国文化艺术多数具有以“意象”为本质的风格特征，因此在学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我们更要坚守中华民族的艺术风格与美学精神。戏剧教育家余上沅，戏剧、电影艺术家黄佐临对戏剧的意象性阐释，打破了西方戏剧“第四堵墙”的局限；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对雕塑意象性的实践，推动了中国当代雕塑艺术迈向国际化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韩玉涛对中国书法意象性的诠释，界定了中国当代书法的创构根基。中国当代艺术受意象美学思想指引，开创了中国艺术的新格局。如《只此青绿》《唐宫夜宴》等舞蹈作品，充分利用声、光、电等当代科技手段营造舞台效果，塑造审美意象，表达写意精神。可见，中国传统意象理论深刻影响着当代艺术创造，具有广泛的批评阐释力。

中国传统意象理论不仅具有强大的批评阐释力，亦具有实现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方法论建构的潜能。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生发于古人的艺术实践，蕴含着古人特有的批评方法，却长期处于一种较为“零散”的状态，缺乏系统的整理与归纳，其批评潜能尚未完全释放。在学科发展日益精细化的今天，我们完全能够立足丰富文献对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进行系统整理与归纳，总结出其内在的批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方法论要充分结合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批判借鉴西方批评方法论的构建路径，对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方法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而言，首先，要重新阐释和发扬“意象”的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使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方法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其次，要中西互鉴、主动探寻，找到与西方主流艺术批评方法论对话的路径。实践证明，从意象美学的心理学理路与意象美学的现象学理路展开对艺术意象的当代批评，即以心理学的维度对艺术意象的创作心理与欣赏心理、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等进行批评；以现象学的维度对艺术意象的存在方式、审美结构等进行批评，是当代意象理论关注艺术实践和审美现象的两条重要方法和路径。此外，还有学者从神经美学、气氛美学等理路实现对中国当代意象艺术的批评与阐释。如此，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不仅能够完成自身的方法论建构，还能在与国际艺术批评接轨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话语传播力与国际影响力。

总之，意象作为中国美学思想核心范畴之一，具有中华文化的底色和基因。在今天，重新阐释和发扬中国意象理论，激发其当代活力，焕发其当代话语力量，不仅能推动建构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拓展中国美学发展的路径与方向，而且能在关注当代艺术实践和审美现象中，引领当代艺术创作，体现中国意象理论丰富的当代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