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部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系统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以及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在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背景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随后这篇演讲文稿经过修改补充发表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写出这篇文章有着特定的深刻历史背景。

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武汉、广州后，由于自身兵力不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国民党的政策由过去的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国民党展开了全面的政治诱降攻势。英美由于欧洲战争爆发，惧怕日本配合德国在东方进攻，极力缓和同日本的矛盾，不断劝说国民党同日本议和，阴谋牺牲中国，实现他们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在日军加紧诱降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极力劝降下，国民党的反共投降倾向日益增长。1938年底，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叛国，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发动了攻势，借抗战之名掀起舆论战，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民主言论，叫嚣共产党应当被取消，等等。这些反共反人民的言论，破坏了抗日团结，引起了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未来的深切忧虑。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独裁统治及其妥协投降，但又惧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日益扩大，企图走“中间道路”，幻想效法欧美，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普遍担忧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近二十年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已逐渐走向成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系统、科学地阐明有关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军事政治斗争形势和广大人民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与不安，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打破民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给中国人民指明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推动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共十五节，内容十分丰富，以“中国向何处去”为主线，在分析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基础上，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步骤和前途，科学地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对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和指导思想的几种错误言论进行了批驳。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他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但“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意味着中国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因此当前的革命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同时，这种社会性质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形态，毛泽东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在内的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方面，其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政体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上，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方针，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但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同时扫除农村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各种合作经济；文化上，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毛泽东除了阐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战略构想外，还依据时代的特点和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对资产阶级专政思想、“左”倾空谈主义的“一次革命论”、资产阶级顽固派的“一个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了驳斥。毛泽东明确指出，国际和国内环境都不容许中国模仿欧美，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且需要分步进行。“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要反对超越阶段的“一次革命论”和从中间插入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统一。同时，面对资产阶级顽固派一味鼓吹“一个主义”，主张收起共产主义的论调，强调要清楚认识到三民主义只有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而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纲领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最终方向，因此是“收起”不得的。

《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推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指导了中国革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民主主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基于民族民主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提出了“两种世界革命”的概念，并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更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相统一，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并指明当前的革命已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毛泽东详尽阐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他又发展了马列主义同盟军的理论，建立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力量。为了保障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并以此作为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是对中国未来的展望，也是对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国家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论》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顺利展开。政权建设方面，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三三制”原则先后建立起政权，为团结抗日局面的进一步巩固提供了有力保障。“三三制”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与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举。经济建设方面，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及协调发展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营经济，初步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文化建设方面，各抗日根据地大量创办中小学，广泛开展国民教育，恢复和创办了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等，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还通过开办夜校、冬学和剧团等，开展普及文化知识的社会教育。此外，翻译出版系列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创办系列期刊，使根据地文化建设得到空前发展。

《新民主主义论》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伟大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不断回答实践中遇到的崭新课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