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场攻坚战，是“啃硬骨头”、打硬仗，但绝不意味着依靠蛮力、“硬着头皮往前冲”，而要有“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充分发挥杠杆效应，使改革的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
第一，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以关键事项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不宜摊大饼、撒胡椒面，而应聚焦关键事项，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所谓关键事项，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
比如，上海以“事”为切入点，对政府内部的“事权”进行重构，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处置一件事”；坚持系统集成，从以职能为基础的部门化运作转向多部门协同的平台化运作，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由此，不仅将“事难办”转化为“事易办”，而且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方位提升。
改革还意味着资源的重新配置。新形势下，各级政府部门和党员干部应树立一个新的理念：向改革要效益，而不是一味向上级要资源。改革还需要政府与市场相向而行。“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概念，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启示意义。它拒绝将政府与市场两种机制对立起来，要求国家干预能有效保护个人权利、维护市场规则，进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社会活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力。
世界历史表明，国家发展的方向、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决定的。传统的举国体制不是万能的，政府也不可能为一切事务“兜底”。新形势下，要学会“掌舵”，而不是“划桨”，学会为市场和社会“留白”。
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一子落，满盘活。”1978年，广东清远氮肥厂拿出5万元设立综合奖金并与产量挂钩，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分给工人，结果产能大幅提升、工厂扭亏为盈。随后，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大型国营企业进行扩大经营自主权的改革试点。事实一再表明，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人民群众从改革和发展中获益，可以有效降低社会成本，最终增加全社会福祉。
社会自主性与群众积极性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近年来，上海市区两级政协着力建设政协委员工作站，将其打造成链接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界别民主与基层民主的纽带。工作站定期汇总居民的痛点、难点、热点、堵点问题，邀请委员下沉到定点联系社区进行调研协商，协商主题涵盖养老综合服务、集中充电设施建设、社区文化供给、“口袋花园”项目等，让百姓体验到建设人民城市的“主动权”，感受到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勃勃生机。
第三，干部人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杠杆。
提倡领导干部“敢担当，善作为”，首要目标不是把官做大，而是把事业做大。但干事业不能仅仅依靠勇气，还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比如，充分授权与赋能。权责利一致是确保干部积极有为的先决条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对事权进行更加科学的配置，让“敢担当，善作为”基于法律和制度的轨道。
又如，避免过度问责。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但问责过程应该实事求是，并考虑具体的情境，避免从“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待、评判当事人的行为和选择。
经验表明，过于严苛的问责制度会诱发大量的避责行为。有效的问责制度不是以惩罚为目的，而是以促进高质量履职为目标。问责制度并非越严厉越好，而应当兼容追责与保护，既惩罚不作为、乱作为，也保护干部的积极性。
第四，善用平台化思维，实现资源总量的扩大再生产。
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应该善用平台化思维，通过资源的集聚和交换做大资源总量。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大家各自守着一亩三分地，平台化思维则“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系统思维，要求不断拓展系统的边界，通过要素跨界流动创造新的要素和机会。
我们常说的“政产学研用”，就是一种典型的平台化思维。其中，政府负责政策支持、行业监管，产业界负责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人才、技术支撑和创新成果等。多元主体形成的创新网络，催生要素的乘数效应。
资源并不总是消耗性的，也并不总是不可再生的。有时候，资源不是越用越少，而是越用越多。平台化思维可以实现资源总量的扩大再生产，因为原先被大家捂在口袋里的资源被放到共享平台上之后，闲置的资源可以得到利用，低效利用的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有句民间俗语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用着用着，菩萨送着。”这句话不是提倡铺张浪费，而是强调高效的资源利用可以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总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创立一套方法论体系。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市场、社会的活力和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让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创造力的杠杆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