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站在历史和战略全局的高度，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考量，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谋篇布局、把脉定向，是新时代在更高起点上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新形势下，面对平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任务，中部地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找准关键点和突破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走好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之路，以中部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更高起点上推动中部地区崛起面临的挑战

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凭借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以及产业基础等独特优势，中部地区在已立足“更高起点”的发展现状下，仍具备充足的生产力发展空间，这恰好为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来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更高起点上实现中部地区崛起重大突破的过程中，中部地区仍面临以下挑战：

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制约创新效能有效发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部六省的生产总值合计27万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5。可见，中部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不容忽视。然而，近年来中部六省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却有所下降。2023年，江西、湖南、河南三个省份的GDP增速不足5%，均低于全国均值。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54%，其中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1.07%、2.56%、1.74%、1.86%、2.33%、2.41%。除安徽省外，其余五省的研发投入强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虽坐拥丰富的科教资源，但较低的研发投入强度导致各省未能将科教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较少，创新体系的整体策源效能不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受到一定制约。同时，中部地区本土企业相对缺乏创新投入意愿，主观创新能动性不强。

缺少本土创新“灯塔”企业，制约区域增长潜力释放。中部地区各省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但是在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仍存在短板，表现为本土企业缺乏创新活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行业控制力的创新“灯塔”企业严重匮乏；中小微民营企业受到大型国有企业的挤压，创新发展空间相对有限，难以培育形成行业的创新“灯塔”企业，导致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潜力未能充分释放。行业龙头企业严重匮乏，互联网等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领头羊”里鲜有中部地区企业的踪影。目前，深圳拥有华为、中兴等科技龙头企业，北京拥有联想、小米等国内外知名创新型企业，但中部地区尚未发展出高技术行业的龙头创新企业。

企业创新活力不足，制约新旧动能转换。在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中部地区企业的创新活力仍有待进一步激发。在202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中部六省共有59家企业上榜，各省按照上榜企业数量排序依次是：湖北16家，河南14家，山西8家，安徽、江西、湖南各7家。与东部发达地区中浙江108家、江苏89家等数据相比，中部六省的上榜企业数明显落后。并且，从上榜企业的行业构成可以看出，中部六省的上榜企业仍以房屋建筑业、加工业与批发零售业等传统行业为主。除郑州宇通等代表性企业之外，中部地区整体制造业企业明显偏少。此外，中部地区还面临传统产业占比过高等现实问题，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竞争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部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乃至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最大短板。

区际协同创新不强，制约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联动效应。从区域内部来看，现阶段中部地区各省之间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竞争多于合作，且中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集中于省级以上园区，区际内新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集群效应尚未显现，导致中部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协同程度不足，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合力未能有效凝聚，未来产业发展及科创中心建设受限。从区际之间来看，中部地区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两大国家级城市群，但中部地区尚未以此为依托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地区的重大发展战略形成有效衔接，导致区际创新网络的技术溢出效应未被有效激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区际联动效应不强。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部地区崛起新突破

针对在更高起点上推动中部地区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抓手，加快中部地区崛起实现重大突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紧紧扭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纵观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无一不是由新技术带来新产业，进而形成新的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部地区要咬定创新不放松，驰而不息补短板、固底板、锻长板。一方面，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要以扶持企业R&D机构建设为抓手，切实增强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中部地区的国家实验室和地方重点实验室、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等应进一步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研发机构助力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开展，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形成。另一方面，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落实好相关的企业扶持政策，着重强化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引导其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提升行业控制力和全球影响力。要把培育行业创新“灯塔”企业作为支撑中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突破口和主抓手，以激发本土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力为导向，坚持企业技术研发与创新管理能力并重，注重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有机融合，加快培育若干家本土创新“灯塔”企业。

牢牢把握质优这一关键性要求。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紧扣实体经济命脉，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优质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更高起点上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部地区各省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基本原则，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全面强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中部地区各省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化特征。河南省与湖北省分别在超硬材料、光电子信息领域具备国际竞争优势，湖南省是全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基地，安徽省以汽车产业作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战略支撑，江西省和山西省分别拥有丰富的有色矿产资源与煤炭资源。中部六省应遵循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基本原则，立足于本地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能源、空天海洋、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低空经济、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依托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本地产业生态，打造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特色国家级产业集群。需要注意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完全摈弃传统产业，中部地区各省须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提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传统产业深度赋能。

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前提是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此，中部地区各省须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畅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堵点，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强大动力。具体来看，首先，应深入实施市场化改革，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消除区际要素流动壁垒，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其次，应全面深化地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完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同时，加强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再次，应围绕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及技术转移等相关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大力支持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攻克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最后，在服务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应持续扩大生产要素和商品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中部地区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参与程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以重大战略协同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作为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贯通南北，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环。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增长新动能的过程中，区际过度同质化竞争将不利于协调互补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因此，中部地区应积极实现区位优势向地域优势转化，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国家级城市群为依托，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融合联动，进一步强化中部地区枢纽功能，实现城市群间产业协同发展，全面提升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加速构建功能互补、协调联动的现代化区域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