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大命题，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经验总结。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思想文化革命为先导，将之作为开展革命斗争、社会改造、政治动员的首要前提。党在历史上率先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为掌握政治领导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不能仅靠暴力革命直接夺取国家政权，还要争夺文化领导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在1923年就已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将文艺大众化和文艺领域的革命作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启示意义在于，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诸多领域，具有较强的弥散性。同时，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巩固和更新的动态过程，其建构和巩固始终贯穿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执政、建设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笔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考察的历史时段，对中国共产党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经验与启示进行梳理。

一、以思想启蒙为先导，建构现代文明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在领导中国革命、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得到确立和巩固的。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价值危机，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通过向封建礼教开战，摧毁旧的思想道德，同时通过倡导科学、理性、民主，建立新的价值观念。这场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势，中国知识界最初希望借助西方文明寻求民族自强。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难以克服的问题。巴黎和会之后，“以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此时，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并以其批判性、真理力量及人道主义价值诉求，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取向、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也与中国人寻求平等的国际秩序的愿景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打开了进入新世界的大门，更锻造了一支革命的文化队伍。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立者在推动思想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贡献卓著。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19年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同年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20年主编《觉悟》等，致力于先进理论和思想的传播工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通过撰写和编译大量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这些成果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新的世界观和革命观，号召了一批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在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文明图景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懈探索，为中国文化发展找到了明确的方向。最初陈独秀、李大钊提出“再造中国”“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目标，毛泽东1940年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并将这种新文化的性质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即立足中华民族主体性，反对帝国主义；科学的，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之作为科学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大众的，即坚持人民立场，反对专制主义。这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其基本宗旨是颠覆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建立一种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方向、有着最广泛阶级基础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实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这事实上正是在文化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二、高度重视党的宣传文化工作，注重思想阵地建设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宣传工作和思想动员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1920年8月至9月，蔡和森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毛泽东的两封信中提出，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1921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二条专门讨论了党的宣传工作，明确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容，强调党对宣传工作的监督和领导。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向导》《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党报》等机关刊物。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时明确：“宣传方法的研究，学理深入的讨论，其重要不在实际运动之下。”这些刊物以空前的力度宣传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奋斗目标，对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1925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提出，“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今后本党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语境中定位宣传工作，要求根据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审定来校准理论方向，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领域的政治自觉意识。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将红军宣传工作单列一章，提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这次会议针对宣传工作的思想和方法策略提出了具体而细致的要求，通过政治教育来提升士兵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极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传统得以确立。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提出：“要把一个印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因为这“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表明党对于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视，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或工具性的考量，而是为未来的军事工作、组织工作提供思想基础。在党的历史上，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把思想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长征途中，留下了“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庄严承诺；在严峻的抗战局势中，强调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

三、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艺大众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是未来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在革命所创建的新秩序中处于主体地位。在五四运动前期，李大钊希望青年能深入农村和工厂，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在他的号召下，1919年5月，邓中夏、张国焘、罗家伦等人发起平民教育演讲团，目的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始终立足群众需求，开辟与读者交流的专栏。如《新青年》季刊曾开辟《编辑室札记》专栏，《向导》周报也多次以“本报启事”的名义鼓励广大读者参与讨论，这种方式受到广大进步青年和工人群众的欢迎。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要求向工人开展宣传要“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向农民开展宣传，“材料当取之于农民生活”；要倡导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倡导“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明确提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鲜明地回答了文艺工作“为了谁”以及“如何为”的问题。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创作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这一立场回答了决定文化工作的立场和方法的根本性问题。在座谈会之后，毛泽东号召鲁艺的学生“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个“大鲁艺”就是火热的革命战争、火热的生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化界受到很大的触动。很多艺术家走出小圈子，走向人民、走向生活、走向时代，产生了一些新的文艺形态，也产生了一批代表新的文艺精神的优秀作品，如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南泥湾劳军》；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南泥湾》；电影作品《保卫我们的土地》；文学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田宝霖》《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等。其中，秧歌剧主要是以民间艺术形式秧歌作为基础，在形式上，丰富传统秧歌的内容与形式，将歌、舞、剧融为一体；在内容上，以抗战与革命斗争为主题，由延安的群众、工人、部队、机关学校组成的秧歌队进行演出，深受百姓喜爱。这些新鲜活泼的文艺作品，植根于民族艺术形式，表现了边区民众生活以及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了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统一了陕甘宁边区民众的思想，唤醒了人民群众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意识，汇聚成全民族争取抗战胜利的磅礴力量。

四、致力于文化人才培养，建立文化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使命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不掌握对于文化军队的领导权、不最大范围地通过文艺唤醒民众、统一思想、集体抗争，这项任务是不可能成功的。李大钊曾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毛泽东认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样一支军队，必须接近民众、融入民众，成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团结文化界人士，建立和组织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鲁迅为旗帜。“左联”坚持普罗文学的方向，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获得了广泛的民心基础，与国民党争夺舆论阵地，有效地抵制了国统区的文化“围剿”，支援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1936年，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鲁迅同文艺界六十余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文艺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也为党的文艺事业汇聚了人才。

为了团结和组织文化人才，延安时期成立了很多重要的文化团体。1936年11月，丁玲、徐特立、陆定一、李伯钊等人联名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此后，又成立了抗战文艺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这些协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联络各地的文艺团体及文艺工作者，共同推进新的文艺工作，形成战斗力量。同时还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培养文艺干部和文艺骨干。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表明中国共产党将有计划地大量争取和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军队和政府的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大量知识分子积极深入民众、和工农兵结合，为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力量。

历史证明，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优势。正如毛泽东所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只有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才能统一行动。通过思想的阐释力和建构力、文化的传播力和引领力来形成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共识，凝聚社会人心、汇聚各方力量、促进团结统一，是推动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坚强保证。